国内的事儿，难说！│看客│东洋镜

首页 >> 论坛 >> 转贴

	字体∶大中小
国内的事儿，难说！
看客 (发表日期:2009-11-07 09:33:02 阅读人次:3399 回复数:21)
国内的事儿，难说！（一）　　　　金唢呐　　　　刚刚出差兼旅游回来，熬夜在芦区看了一晚上帖子，算是把出差耽误的功课补了回来。看到小小衲等各位海外侨胞的激动劲头，我想起了70年代时唱过的那首歌《回延安》：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宝塔映朝阳，延水金光闪。啊，延安！啊，延安！眼望你壮丽的山河，我心潮澎忆当年，我心潮澎忆当年。　　这些日子，芦区的新动向看来就是研究中国的现状，而且流行“豆腐帐”文体。小小衲还点了我的名，和沙家浜中“黑田大佐”的策略一样，“这沙老太婆不能毙，皇军点着名要她的口供，而不要她的老命”，无非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在国内，再就是下过乡，当过工人，现在又在高校工作，工农兵学商占了三样，还出国混过几年。而且本人私下里努力向老芦学习，争做“独知”，说出的东西可能相对客观一些。既然大家信得过我，就把别的放一放，如实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当今中国。　　提起笔来（应该说是敲起键盘来），首先涌上心头的，就是标题那句话，“国内的事儿，难说！”比如网友们说的情况，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我看都是客观存在，不存在网友说的“小小衲回国时间太短”的问题，朋友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跟观察时间长短没任何关系。区别是小小衲说的是学校、政府机关和公司的情况，而D网友说的是企业的情况，这是行业间的差别。　　国内的事情确实很难说。如果有人问中国农民的日子怎么样，住洋房、开汽车的农村有的是，一点不比欧洲和日本差；贫困地区也不少，完全可以跟非洲一起去世行申请困难补助去。企业也是一样，可能诸位都听说过电力公司的抄表工年薪10万的事情吧，这在垄断企业确实存在。D网友说的国企1000-2000元/月的情况，也是事实。人们都认为医生收入高，其实也不尽然，这得看是什么医院。大医院和小医院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而社区医院也就是维持个温饱。即使大医院，同一层楼上的不同科室也不一样，内科外科和耳鼻喉口腔科完全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学校也是一样，我在老干部处和教务处都呆过几天，老干部处的油水就是每年春节慰问老干部，同样的年货给自己留一份；而教务处光是教材回扣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还不说高考补录、给学生提分这些名堂。所以学校里传出个顺口溜：要想富，教务处，一月一个万元户。　　总起来说，就贫富而言（此处仅说城市），中国不是一个像南美那样的金字塔型社会（富人少、穷人多），也不是欧洲日本那样的橄榄核型社会（两头少，中间大。比如日本，就号称“一亿中流”）。前些日子听有人说中国是哑铃型社会，意思是穷人和富人都很多，中产阶级数量可怜，而我的感觉是这三者的数量好像比较接近。现在中国盖大楼，就跟糊纸盒差不多，几个月就是个楼群，绝对售价都超过了国外，但销售火爆，没过几天就销售一空。说里面住的都是贪官污吏，恐怕不是事实，当然，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情况也不少见。但从国人人均住房面积早已超过了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来看（无论是官方统计数字还是我的实地观察，都是如此），至少说明部分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接近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一、关于我的生活水平　　芦笛：“我的同学在国内者如今年薪约在20万-50万这个档次上，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跟老金或金老也差不多吧。” 　　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可得说清楚，老芦所言“老金或金老”如果是指本人的话，那可得告诉诸位，我离“20-50万”的年收入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很多。此说纯属以讹传讹，我自己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估计隔壁那些强烈要求国安在美国制造车祸，让芦笛消失的那些人，早已多次向国安建言收拾我，不过我并没有触犯什么法律，即使查出真身来，顶多也就是党委谈个话，校长打个招呼“你要注意喽”。但怕得是国安死死咬住“年收入20-50万元”，最后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抄家革职，那可就是比窦娥还冤了，你这个芦青天远在海外，也帮不上什么忙。哪怕在自治区含泪请求，恐怕也只会事与愿违，坐实了我“与海外反华势力勾结”的罪名。　　先晾一晾我的工资单。我的工资条的收入，包括工资、津贴、奖金、误餐费等，一共是8-9万/年。我们学校讲课还给课时费，每学时50元左右（看是在校本部还是独立学院），每年还能对付个1万元左右。有的单位是给超课时费，是超过100学时后多出部分每学时100元，算下来和我们也差不多。另外在下还混了个博导，每年再给1万元的博士辅导津贴。带硕士是每名2千元，我每年招两个，还能对付个4千元。我们学校在SCI收录杂志发表文章（现在国内简称为“SCI论文”）有奖励，是按影响因子奖励，每1.0奖励1万，而博士生毕业必须发表一篇，每年我招一名博士，能收入2-3万元。另外，每年我还能参加3-4个评审会、鉴定会之类的活动，还能对付个几千元。整个算下来，一年的收入应该是10-15万左右。我太太比我少些，全部算下来大概是7、8万左右。　　在这儿我绝没有自吹自擂、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再说了，在咱芦区亮这种头衔狗屁效应没有，还会让人耻笑。即使是年轻才俊小北、小小衲等，我看也比我们这些博导们强得多。咱特首什么头衔也没有，不过靠退休金度日，把我们学校的博导捆在一起也没法跟人家比。记得当年有人质疑老芦在美国攻读学位的经历，老芦大怒，发出了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博士是什么玩意儿，值得大爷我去冒充吗”，就是这么回事。　　至于灰色收入，过去搞成人教育的时候有一些。主要是办班和考试判卷，那些考生严格判卷大概半数都不及格。这时候成人教育学院的秘书们就下来做工作，希望各位老师大局为重，要时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承诺提分给钱，每人能分个几千元。另外，我还是我们学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大评委，每年参加职称评审画勾。红包虽然没收过，但茶叶、酒什么的倒是每年会收上几份儿。那茶叶包装虽漂亮，但都是陈年老茶，有的甚至还有一股子霉味，看来都是送来送去，我也经常转手送给别人。　　当评委这种事情很烦人，我曾一度想辞职不干。我们教研室的小青年和博士生、硕士生们听说后几乎是含泪请求：金老师，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有这个评委的头衔在，我们去别的教研室借仪器、试剂人家就不会拒绝，即使人家没有或者不愿意借，也从来都是笑脸相迎，像当年的地方军阀对待红军一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有这个评委的头衔在，到财务科给您老报账，扎小辫的会计和出纳们就不会摔脸子。您老报销单据中，字迹模糊不清的，发票不规范的，人家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毕竟她们以后也要评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什么的啊。没这个评委头衔，人家谁会把你这个博导当盘菜！　　以后不知谁把“霉味陈茶喝起来感觉不爽”的信息泄露了出去（估计不是从我这里出去的，是广大评委的共识），以后人们再送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加一句“这是新茶，刚托人从茶厂买来的，请您尝个鲜吧”，或者干脆送普洱茶，因为这种茶叶据说很特殊，越陈越值钱。我虽然收受了些薄礼，但最后也没剩多少，除了少量自己消费外，课题申请、成果鉴定、评奖时又都送出去了，照样也是三孙子一般、毕恭毕敬地说上一句：“这是新茶，刚托人从茶厂买来的，请您尝个鲜吧”。　　中国人实际上是没有尊严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脾气、不会享受尊严。从上边那儿受了气，从下属身上加倍找回便是。年轻一代彼此之间还互相鼓励：忍着吧，老家伙总有退休的一天。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就像过去媳妇再受气也毫无怨言，只要生出了儿子，就总有熬成婆的一天，加倍收拾媳妇便是。　　老芦所说“年收入20-50万”的教授，在南方不少见，地处北方的我们学校也有，主要是下面这两种情况：一是大牌教授如院士或有教授职称的校长、副校长，再就是某些特殊专业，像艺术、计算机等专业。我们学校教钢琴、小提琴的那些家伙，个个富得流油，考前辅导每人每分钟10-20元不等，此时家长不仅仅是学技巧，主要还是图混个脸熟，为将来高考录取创造条件。计算机的硕士基本上就是免费（或者是给点补助）给导师编程做软件，没白天没黑夜地给导师挣钱，那些硕导们想不富都难。　　再交代一下住房的情况。就我们大学的情况而言，50岁以上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有两套房子。拿我来说，学校集资盖房，弄了一套140平米的，我太太单位弄了一套110平米的。单位的集资盖房实际上是象征性地收点钱，大约是商品房价钱的1/4—1/5左右。原来说太太单位那套孩子结婚时当新房，可孩子嫌地理位置不好，拗不过他，只好租出去，又在他上班的附近给他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50万的头期款我们付，内装修、家具和电器女方出，以后每月3千元的分期付款他们自己解决。　　单位房子的分配方法相对还是比较公正，先将工龄、校龄、职称、职务、各种奖励分别乘以不同的权重系数算出分数，再根据分数按顺序挑房。我参加革命时间较早，又混了博导，分的楼层还不错。要说绝对没猫腻也不是，我们有个院长原来排名比较靠后，后来找校长密室谋划一番，以后分房条例增加了一条：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影响因子10以上SCI收录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加分，这位院长的排名一下子跑到了前边，如愿以偿地分到了一个好层次。　　至于吃和穿，无论花色品种还是绝对数量，我感觉都要比国外同行要丰富。只是质量上，多是些有毒食品和冒牌货。　　再说出行。我的车是3年前买的。其实我们单位的宿舍离上班的地方非常近，也就一公里左右，平时我都是走着上班。一路上东瞧瞧西看看，水泥森林尽收眼底，琐屑凡事涌上心头，碰到些同事熟人，边走边议论些单位里“谁个劣，谁个不劣”，甚是惬意。我太太的单位也不太远，骑自行车15分钟也就到了。而且我们旁边还有个大超市，买东西也十分方便。平时我不爱走动，闲下来也就是上上网，学习一下芦笛同志的光辉思想，所以一直没有买车的冲动和愿望。只是商品大潮汹涌澎湃，太太对我说，看着小兔崽子们一个个从车里爬出来时那份得意洋洋的样子，她受不了，说再也不想骑自行车了，也想体会一下开车、尤其是从车里爬出来的那种感觉。孩子更过分，每当要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学着冯谖的样子倚柱弹剑，“长铗归来乎！出无车”，找借口把任务赖掉。　　形势比人强。无奈之下，我也开始考虑买车。一开始我准备买个微型车：“四万八，奥拓开到家”（广告用语），受到太太和孩子的激烈反对，说是还不够丢人显眼，同事们也一再婉转提醒我要注意保持晚节。以后我准备买个8、9万左右的，家里倒是通过了，没想到单位年轻的同事们又捎话过来：您买这个档次，我们将来买车怎么办？和谐社会，怎么也得讲究个老幼尊卑吧。最终结果是我买了个15万左右的中档车，算是过了小将这一关。　　买了车以后，一开始太太开着上班，后因她们单位停车不方便，出现过两次刮蹭，一气之下便不再摸方向盘了，把汽车交到了我手上。平时我很少开，半年下来里程表显示只走了一千多公里。后来有位行家和我大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说是汽车没事要“遛遛”，否则就会报废。从此我便告别了步行上下班的良好习惯，开始遛车，每天开车出入，倒也很是舒服。只是半年下来长了十几斤，血脂血压血糖都逼近临界值。这时，太太又开始撺掇着我减肥，最后买了个跑步机。每天开车上下班，然后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想想虽然可笑，但毕竟为拉动内需做了贡献。　　甚荒唐，都为他人作嫁衣裳！　　【未完待续】

回复[1]: 看客 (2009-11-07 09:34:16)

　　国内的事儿，难说！（二）

　　

　　金唢呐

　　

　　没想到讨论国内的现状会在自治区引起这么大的动静，看来老革命回延安那种“心潮澎湃”绝非夸张，是真实感情的表露。

　　关于我的贫中富三分天下说，引起很大争论，诸位提的很有道理，不如我先收回，就事论事，接着侃这个系列。确实像网友说的，这只是我的感觉，而不是统计数字。也可能只限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或者一些富裕省份。我和D网友同在国内，对贫富比例我们看法不一，这很正常（顺便问一句，你是同意金字塔说还是哑铃说？）。比如说，我就把我这个收入（夫妻20万，有铁饭碗，有2套住房），算成了富人。

　　可对待什么“启蒙”我可要比D网友悲观，我怎么一点希望也看不到。你所说“知识阶层被收买了”，难道中国还有一个需要政府去收买的知识阶层？你所说的“思想是不能被收买的”，更让我不解，难道这个所谓的“知识阶层”还有“思想”？按说老中青、左中右的知识分子我接触过不少，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过（个例除外）？国内所谓的“知识阶层”哪怕一分钱不给他们，让他们饿着肚子讲话，像相声中说的“饿上三天不管饭”，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这不是收买不收买的问题，而是中国“知识阶层”根本没有正确或正常的思维！

　　老芦光辉思想我学的较好，用的较活（不敢说“最”），但我认为老芦的文章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证明还有人有“思想”能“思维”，至于对国人立竿见影的启迪效应，虽然老芦在国内凯迪博客的点击率已经接近150万，但我认为对于一个庞大而顽强的白痴群来说，实际影响还是十分有限，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国人没什么“被启蒙”的希望，只能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起码看得见的将来是这样。吊诡的是，这西方文明，可能还真活不过咱们，这才是我担心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确实难说。在中国，你说处长算不算富人？医生算不算富人？恐怕谁也给不出答案来。这要说什么处的处长，哪儿的医生，什么科室的医生。再有，中国的楼房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贵，可常常是刚刚开盘便销售一空，房屋的空置率并不高，基本上是有多少卖多少。若数量少也罢，但各地政府都把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玩了命地征地盖房，大小城市个个都是水泥森林。就拿2008年来说，据统计中国钢筋水泥的用量和世界各国加在一起相等，北京一个城市的钢筋水泥用量和欧洲相等。就拿我们教研室来说，那些中青年按工资的收入应该是个个买不起房子，可人家确确实实都住在100多平米的房子里，而且这些人都是农村出来的，父母也不像能给什么资助的主儿。我的研究生百分之百都是农村出来的穷苦孩子，毕业几年后也都在城市里买了房子。

　　再有，还得定义一下什么是富人。按网友老哈的说法，美国年收入超过12万就可定义为富人。中国应该怎么算？是不是应该12 x 6.8，也就是大约80万/年才能定义为富人？

　　这些年我与老外打交道不少，各国都有，按绝对收入他们比我高不假，不过实际上很难说，至少不像工资条上显示的差距那么大。现在的汇率是一美元合人民币6.8元，一英镑合人民币11.3元，一百日元合人民币6.9元（国人经常笑话日本人笨，连货币都不知道设个元、角、分）。其实任何海外侨胞都知道，用这种汇率来比较国人和鬼子的收入和消费，近乎扯淡。谁都知道这汇率背后有贸易，有政治，有民生，还有体面。咱正在和帝国主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现在谁敢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必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洋奴走狗无疑。

　　所以英国《经济学家》（又翻译成《经济学人》）编制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包指数”来反映世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成了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货币是否处于“正确”水平的一种方便指南。这是因为各地汉堡包的用料质量、包装、服务环境基本上相同。汉堡包在中国最便宜，而在瑞士最昂贵。这就是说，人民币是世界上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货币，而瑞士法郎是世界上价值被大大高估的货币。

　　据2007年2月鬼子们采用广州的汉堡包价格计算出的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2，而当时的实际汇率为7.8。然而，单个商品是不能反映整体的购买力平价的，为此国际机构在编制购买力平价时要采用更多的一揽子商品，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采用2500种货物和服务（34种政府，教育和医疗行业，186种器材货物和20项建筑工程）来编制各主要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按1000多种商品价格计算的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和汉堡包的指数也比较接近。

　　我同意世界银行同志们的意见，美元和人民币的比值以3.4为宜，呈自治区达人们批阅。小爱、小小衲刚刚从国内回去，你们也说说吧。

　　据BOSTON COLLEGE的报告说，美国教授的平均收入为每月6113美元，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教授的平均收入为每月4000美元出头，日本教授的平均工资为每月4112美元。美国教授的工资较日本和欧洲教授的工资高出50%的样子。报告中的美国教授工资，是根据美国1700多家高等教育机构统计的结果，这些机构里面，既有可以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只给学士学位的四年制普通学院。再者，教授工资的数额，不是正教授的工资，而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平均工资的简单算术平均值。这里每月6113美元的水平实际上是美国私立大学的水平，如果公立大学一起算进来的话，全美教授平均薪资为每月5816美元，这个数据比6113稍低。

　　因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不少英国、日本和美国同行。这些老外，情况和我差不多，都是50-60的老汉（好像60岁以上才算老人，我这个年龄大概只能称为“老汉”），都是些普通教授，一不是什么大牌，二没担任什么行政职务。其实就是担任什么系主任、院长也是“白瞎”（东北话），那玩意儿除了主持个教授会、签个字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而且是教授投票选举、轮流坐庄，“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甚至有些人选上都不干，和国内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些外国同行的收入当然比我高，即使按“汉堡包指数”计算也比我高，但我的感觉实际生活水平英国和日本教授跟我差不多或者稍差，真正比我富裕的还是美国教授。

　　首先有个税收问题。中国虽然也有税收，但比国外低得多，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逃税。比如我们假期办班，学生交钱，我们上课，教务处收教室租赁费，与税务局根本无关。大腕们出去演讲，本来是跟演员一样要上税的，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档子事儿。还有像高校评估期间，请专家指导，临走时每人一台电脑笔记本，这种事怎么缴税？

　　第二，灰色收入和住房福利问题。常言道，人不捞外快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我们学校来看，教研室人均10-20个学时，没课的时候不坐班，在家干什么的都有，教研室晃悠的就几个革命意志衰退的老家伙。学法律的就去干兼职律师，学医的（尤其是中医）就到小诊所去坐堂，学电脑的就去开网吧，或者到店铺去攒电脑、卖电脑，学药学的就从药厂承揽点药理毒理实验，至于人们都怎么赚钱，“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对不起了，可能话粗了些，这是北方常听到的说法，意思是各有各的办法，因为鸡，包括鸟类的泌尿系统、生殖系统、消化系统都是一个通道），反正谁也不闲着。

　　诸位可能要问，那他们评职称怎么办？凉拌！就我看到的情况，一般都是找别人做一点，自己编一点，再抄一点。我们学校规定博士拿学位必须有第一作者的文章，硕士只要有排名前三名的论文就可以毕业。而博导、硕导的考核，只要求是通讯作者。硕士论文的第一作者就给了那些需要论文晋升的同志了，客气点的给硕士底下塞点小钱、请两顿饭、或者实验上提供点便利就能搞定。关于国内学术腐败的种种黑幕，名堂极多，说来话长，先按下不表。

　　老芦问那些年轻一点的住房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这些老梆子分到了140平米的大房子，原来住着的房子就给了那些四十多岁的，四十多岁的又给了三十多岁的。这些人分到房子后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去住，人家根本看不上这六七十平米的房子，早就买了商品房，房子分到手后出租出去或者午休用。在我们学校家属宿舍，40-50%的房子都是出租房。前几天公安局来破案，跟卖淫嫖娼有关，仔细一问，才知道有几间出租房给当了窑子。

　　其实那些中青年们都不着急，谁都知道这批人退下后就是他们的天下，新校长新书记上台后自己也要住大房子。没有空地怎么办？以各种名义买地，再集资建房。买不到地怎么办？学校还有几栋楼是5层楼，拆了盖20层的，反正有办法。好像有个经济学家（王小鲁？）说过，中国政府是个中性政府，它不代表任何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只代表它自己。“它为自己谋利益，忽而还有，它是自己的大救星”。

　　第三，我接触的这些外国教授，两口子都当教授的不多见。尤其是日本教授，看起来工资高，可太太不工作，整天在家培养革命接班人，男人一人挣钱全家消费。即使没孩子，老婆也是随便找个活干，不求挣钱，只求解闷消遣。而在中国，两口子都在高校、医院、政府机关的非常常见，打麻将有句话“两头凑，赢不够”，确实是这么回事。

　　另外，在国外，尤其是英国，混个教授很难。不像中国，你走进大学校园，凡是年龄在45岁以上的，你拿起板砖就拍，恐怕拍倒的十有八九都是教授。个别不是教授的，也都是公共课教师，像什么体育、外语之类专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党执行的是“低水平，广覆盖”。就拿我们教研室来说，三分之二的教师都是教授，这还是这两年不断进人的结果，否则百分之百都是教授，这好事到世界上哪个国家也碰不到啊。“教授满地走，博士像条狗”是当今校园的真实写照。

　　不过，最近开始控制了，说是要跟国际社会接轨，职称结构弄成两头小、中间大，我想下面具体操作肯定还得玩花招，将来会怎样，难说！

　　

回复[2]: 看客 (2009-11-07 09:34:51)

　　国内的事儿，难说！（三）

　　

　　金唢呐

　　

　　二、关于我的幸福指数

　　年轻时看过一本涅克拉索夫诗集《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又翻译成《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当时搞对象的时候还派上了用场（孩子曾经取笑我：老土啊，现在时兴说“拍拖”），人家都是唐诗宋词，普希金、裴多菲什么的，我来个涅克拉索夫，那效果奇好，跟80年代乡镇企业一样，属于异军突起。现在对这部诗集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这个诗集的名字。

　　如果现在芦区中来个调查，问：在芦区的上贴作者中，哪位在现实生活中最“快乐而自由”，大概芦区的同志们会异口同声回答：老金！再问：谁对中国现状和未来最充满信心：还是老金！

　　给同志们留下我生活“海皮”的印象，我想大概主要因为我的幸福阈值较低。在下年收入不过区区10多万，是当今高校极为普通一老年教师，居然就把自己当成了“富人”。老芦不必自责，任何看我帖子的人可能都会得出如此印象。不过，我至今还坚持这个定位，在当今中国，捧着铁饭碗，夫妻占着两套住房，活不多干钱不少挣，生病有国家兜着，挣的这些钱除了包二奶差点，别的干什么都够用了，和街上那些挖沟的、刨坑的民工比起来，连我都不算富人谁是富人？难道中国富人必须和美国一样，有私人飞机，有游艇才算富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两年出差，所住宾馆旁边有个二三十米高的烟囱需要拆掉。因为附近房屋密集，不能采取定向爆破，就“重金”悬赏人工去拆。最后一个小个子民工拎着大锤就上去了，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也可能有保险带，我眼神不好没有看到，可栓哪儿啊？），就这么站在烟囱顶上，抡起大锤，一块一块往下敲砖头，干了近两天才干完。这“重金”不过是两千元！我当时看着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们这些公务员（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职工虽然不算公务员，但待遇比照公务员执行），在办公室喝上几天茶水、翻几页报纸不也能挣上这个数吗，对于物质生活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D网友（不敢称呼小D，怕人联想到阿Q和王胡）说我是“好人”，其实我是“懒人”，根本没有继续发财的欲望。挣钱给谁啊？给孩子？他有他的工作，再说了，提起孩子我就冒火。

　　也可能这就是所谓代沟吧，我和孩子之间很少有什么共同语言。今年夏天，迈克去世，他如丧考妣。我遵循太太“要设法跟孩子搞好关系”的最新指示，我看了迈克的视频，听了迈克的磁带，然后借此去跟孩子套近乎。我们这代人大概能接受迈克的不多，包括他的外形、装束，他的嗓音、演技，他的太空舞步，他的“45°反重力倾斜”。我还算是开明的，虽然谈不到怎么特别喜欢，但完全可以接受。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迈克尔五兄弟”的演唱。一群不知人间愁滋味的卷发孩子亲密无间、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地在舞台上蹦来蹦去，扯开嗓子唱歌，咧开大嘴傻笑。那种笑容使我想起80年代初看的那个德国电影《英俊少年》，里面有个孩子扯开嗓子唱“小小少年”的画面，当时我就想，这孩子永远长不大多好。

　　我跟孩子表示了我对“迈克尔五兄弟”的态度后，开始他还挺高兴，第二次再提的时候，他就有些不痛快了。待到第三次，他终于忍不住和我摊牌：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提什么“迈克尔五兄弟”了，尤其在外人面前，最好连迈克的名字都别提。为什么？你不是喜欢贝多芬吗？如果别人一提贝多芬，就说“致爱丽丝”那首曲子真好啊，你会是什么感觉？

　　没想到这次拍马拍到了马蹄子上。

　　所以，我对为了孩子而努力挣钱的积极性也不高，累个臭死就为了给孩子留点宝贵遗产？再说了，现在每月拿出三千块钱来给孩子买痛快，对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影响，他不得乐得屁颠屁颠的。

　　诸位感觉我对中国现状满意，我想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吧。

　　一是看我发牢骚骂街较少，杞人忧天较少。事实上，各位网友所说的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我都知道，甚至比坛子里大部分人知道的都多。可事实是，这些乱象和危机大概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左派、右派们说迟早要出事也说了几十年了，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是，现在中国并没有崩溃。为什么？我的解释有三条：

　　1、中国近些年经济飞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下一步要做的，无非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政府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

　　2、中国人有超强的耐受能力。60年代饿死三千七百万（袁隆平语）都没乱，至今说起来，还把这当成奇迹歌颂。无数次错打孩子的屁股，打了就打了，也没见人们记仇（我指多数人）。看来关键不在打不打，轻打重打，而是会不会打，打完以后会不会解释。现在三氯氰胺、苏丹红、瘦肉精就想让中国崩溃？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肾结石吗？

　　3、二杆子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是和钱袋子一起发挥作用。这个我在二杆子系列里说的很多了，不再赘述。

　　二是可能因为我骂政府不多。这其中原因一是国内这样的贴子非常多，而且一个比一个骂的深刻，骂的巧妙，骂的俏皮，都能获得喝彩。让我再骂，也骂不出什么新意来。再有我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官员是人民的一部分，是鱼和水的关系。中国并不存在好人民坏政府的现象。常说工人农民痛恨腐败，那很简单，从工人农民中挑几个去当银行行长，问题不就解决了。这种实验不用做，其结果只要不是白痴都猜得出来。所以我说，现在是全民腐败，人们痛恨的只是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工人农民最恨腐败是因为他们腐败的机会最少。

　　医患纠纷也是一样，医生操蛋，患者也同样操蛋。内科医生（不是全部）所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把值钱的、回扣高的药物推到病人静脉里面去；骨科大夫就是想办法把昂贵的进口钢板钢钉固定到病人的四肢上去；搞介入的就是想办法多放几个支架。患者就那么纯洁吗？有些患者到医院看病纯粹就是找茬去了，去的时候带着录音机，找出问题就讹诈医院。正常的手术失败，也要把半个村的人找来，有负责打标语的，有负责喊口号的，有负责封路的，有专门干嚎的，一般是每人每天20-50元，甚至还要找专业摄像的，非把你医院折腾的开不了业，最后妥协赔偿了事。

　　三是我经常分析这些操蛋事儿的原因，结果发现在中国居然有它的合理性，甚至不这么办还不行。比如说腐败，“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的说法确实有它的道理。80后作家韩寒所说，在我们的祖辈们选择的这条道路上，“腐败是必须必然必要的”也绝非戏言。而反腐败，细想一下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还真不能反，尤其是不能真反，如果楞反的话国家就要出大乱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简直就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既然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事儿，而且又是左中右、老中青一致口诛笔伐的事儿，我也就懒得去说了。

　　我以前说过，我认为遏制腐败只有三种方法：

　　一是封建社会的剥皮灌草，杀无赦斩立决。可惜现代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是封建君主，没有真龙天子的权威，胡温上台，全靠下面抬轿子。再则也没有那个动力。对皇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赏给你可以，你自己贪污不行，贪污公款跟到皇宫打家劫舍没什么区别。胡温过几年就下去了，没事儿得罪人图什么啊，弄不好还惹个安史之乱出来。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手段，斯大林是用秘密警察，人不存在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毛泽东是政治运动，人被打倒了、不在位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当然，这还有个杀鸡吓猴的效应。这些方法且不说当局能不能用、敢不敢用，问题是对正常经济秩序破坏太大，而且新上来的干部开始廉洁，过几年还一样。所以，斯大林的大清洗、毛泽东的政治运动，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才行。当然，他们的本意是清除政治对手，其实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七八年来一次，意味着经济秩序七八年就要破坏一次，这成本远远超过了贪官揣在兜里那些钱。

　　三是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民主监督，现在廉洁指数排在头几名的国家都是这么解决的。共产党会这么做么？这么做的结果像苏联那样和平解体还算好的，弄不好就是前南斯拉夫的下场。

　　既然目前中国的体制这三种方法都不能用，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所以，腐败的事儿，不说也罢。

　　西方社会也是一样，像建筑业、长途运输业，或多或少都有点黑社会背景，而博彩业，必须有黑社会插手，没有黑社会，根本就管不了、管不好。所以各国的黑社会，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说了半天，我总结一下：

　　作为个人，我对我的收入已经很知足了，我应该是属于富裕阶层；对于社会，我认为中国主要问题不是贫穷问题，也不仅仅是贫富悬殊的问题（当然现在贫富悬殊是太大了），而是该富的没富，不该富的暴富，我希望我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政治清明，自由宽容的社会，但恐怕很难实现。至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有毒食品、资源耗竭这些问题，中国确实很严重。这里面有些是中国政府的急功近利和不作为，也有国民的愚昧无知和道德堕落。说句骂人的话，两者都够操蛋的。

　　我和其他人观点不同的是这些问题与腐败不同，有些是可以缓解的（不是彻底解决），因为官僚阶层照样希望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环境里生活。比如现在很多大中城市，空气质量比以前还是改善多了。即使有污染，也是汽车尾气污染，跟原来的重工业污染还是有区别。如果到山上看看，无论南方北方，绿化也比以前好多了，恐怕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任何“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的老侨胞都可以证实。

　　再说句诸位不爱听的话，有些问题，如资源耗竭，是西方文明输入造成的。市场经济就是消费带动生产，以“不断改善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就是无限膨胀的私欲刺激消费。问题是这“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可是要消耗能源的。比如石油，以前仅仅是欧美私人汽车普及还问题不大，如果中国私人轿车普及了这还够用吗？反过来说，凭什么就该中国人骑自行车挤公共？论人口密度大，欧洲某些国家和日本人口密度也不小，不照样是家家一部车。再者，如果不发展私人轿车，中国老百姓会答应吗？中国汽车工业少了家庭轿车这一块，能称得上工业国吗？若寄希望于新能源的开发，能赶得上趟吗？这无限制膨胀的私欲是不是该抑制，怎样抑制？会不会导致经济停滞？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诸位达人发表高见吧。

　　

回复[3]: 看客 (2009-11-07 09:35:38)

　　国内的事儿，难说！（四）

　　

　　金唢呐

　　

　　我在国内呆着最不习惯的还不是污浊的空气和有毒的食品，这些也都习惯了，没什么反应。再说中国也能找到没有空气污染的地区，也能买到无毒的食品。至今仍不习惯的国情一是我这人毛病大，不愿意充爷爷也不愿意当孙子，也就是既不愿意对别人点头哈腰，也不想看到别人对自己低三下四，可是不行，不仅中国不行，日本韩国也不行。按说我现在已经熬出来了，对别人点头哈腰的时候要远远少于来自别人的低三下四，也就是当爷爷的时候远远大于当孙子，可仍然感觉不舒服。

　　还有就是：

　　小小衲谈回国体会时说，国内虽然硬件不错，但“不管什么topic，政治，外交，历史，人生，精神，宗教，马上就能体会到人们的偏执，浅薄，愚昧，盲目，傲慢，无聊，思维混乱，毫无逻辑，不讲道理，”“奇妙的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便越是如此，很多大学识字分子的‘思维混乱，毫无逻辑，不讲道理’令我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小北在国内的感受是：“的确，我的表哥表姐们，诚心待我,但有些话题根本无法和他们谈”

　　小克将原因归结为：“受芦笛思想影响越深，在现实生活里可能就越孤僻”，

　　---------------------------------------------------------------------------------------

　　把他们三人的话合在一起，就是我现在最大的苦恼。

　　我最初来坛子的时候，曾总结过老芦的一些思维方法，比如首先界定概念、举出事实（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进行逻辑推理，最后还要来个验算等等。在现实中我活学活用，和别人讨论什么的时候有意识提醒自己注意这些问题，很是受益。我和很多专业人士讨论或者辩论对方领域的半专业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常常占得上风。甚至就跟老芦在坛子里“横扫千军如卷席”一样，完胜对手。

　　国内学者让我佩服的不多，秦晖算一个，当然也没到无限崇拜的程度。那个萧功秦也还不错。自治区很多人也认同秦晖，我想除了有胆识以外，就是人家的文章有水平，实际上就是有个正确的思维方法。我以最近他的一篇文章《集体化与被集体化》（全文附后）说明一下，你会发现和老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先看这一段，实际上就是界定“集体化”的概念：

　　“其实，李昌平说要集体所有，我并不反对，关键在于这个集体是不是老百姓自己组织的、能够自由进入、能够自由退出的集体。”“所谓的集体，是老百姓要组织的，如果老百姓是被组织的，那就不叫集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斯威辛算不算集体？要这么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最大的集体！大家进去了就出不来的，那能叫集体吗？我觉得有两个概念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集体化，一个是被集体化。中国人就从来没有集体化过。中国农民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就是被集体化的。如果这些人真的想要让农民有点集体主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消被集体化，让农民自由结社，…”“什么叫作坚持集体？坚持集体就意味着把农民圈起来、不许农民退出。不许农民退出的集体能叫集体吗？这不就是奥斯威辛吗？”

　　-----------------------------------------------------------

　　确实是有见地，闹了半天我们的“集体化”实际上就是“被集体化”，就是宽松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眼光真毒！

　　

　　再看这段：

　　“很多所谓的什么家什么家，都是有地位就决定了，你在那个机构当领导，能说你不是专家吗？我觉得专家不专家也没什么意思，关键在于，第一讲事实，第二讲逻辑，你是专家，你就可以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吗？那也讲不通啊。”

　　-----------------------------------------------------------

　　诸位还记得老芦几年前接到一封国内读者来信，说他看芦文满篇都写着四个字“事实、逻辑”，老芦激动的彻夜不眠，写了篇《生命中难以承受之温暖》。我甚至怀疑秦晖先生曾偷窥过“海纳百川”，当然这是玩笑话，据我所知，国内没事翻墙的都是年轻人。

　　

　　再看这段：

　　《财经文摘》：有人说，李昌平等人只是在代表某些利益群体在说话。

　　秦晖：这个就不说了。我们说人家可能受某些人指使，人家反过来再说我们受某些人指使，这有什么意义呢？不管受谁的指使吧，道理你总归要讲得通吧。至于他是什么动机，追究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

　　这点也和老芦一样。熟悉老芦的人都知道，老芦最恨的就是“追究动机”，有时甚至还有点反应过于激烈，人家稍有这方面的言辞，立刻大打出手。威虎山上的匪首座山雕“最恨让共军逮住过的人”，自治区特首老芦最恨的恐怕就是追究人家动机的网友。

　　

　　再看这段：

　　老实说，最不公平的私有化，中国全部都搞完了，而最可能实现公平的私有化，却坚决不搞，这叫什么道理？农村中，包括乡镇企业，不都被当官的偷光了吗？能够偷的，他们都偷走了，他们从来就没有说这些可偷走的东西不可以私有化。土地是明摆着的，光天化日之下，他偷不走，而这些土地最容易分配。但他们坚决不分，不分的目的就是，他们想圈占嘛。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

　　--------------------------------------------------------------

　　这种事儿我最有体会。中国不是什么搞不搞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搞公平私有化还是少数人强取豪夺据为己有的问题。有了南方私营企业后，我原来那个工厂产品价格高、品种少，服务又不及时，所以一下子停产了。工人们整天在车间里打扑克，我去找原来的熟人聊天，就说不如把工厂卖了，按照人头再加上工龄、职务等权重修正，把钱分了。当时一下子就把人们惹毛了，纷纷指责我说这是败家子行为，说谁敢这么干就和谁拼命，并告诉我说，咱们工人有力量。

　　几年后上来个厂长，先是来了个“四零五零，买断工龄”，把这些年龄大点的都打发了，以后又接着搬迁、转产，廉价把厂子变成了自己和书记的，自始至终，从来就没见过什么“咱们工人有力量”。真是奇了，公平私有化遭到臭骂，巧取豪夺的人最后成了受人尊重的企业家。诸位可能说，不是有通钢事件吗？那是个例，中国成千上万的工厂都是这么完成的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变成厂长书记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奇迹，又一次让人看到了鲁迅的现实版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

　　扯远了，还接着说我的事儿。用芦氏战术赢得辩论胜利刚开始还挺得意，后来发现不对，我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同事、朋友甚至亲戚。在中国谈论某些话题（好像还到不了小小衲说的“不管什么topic”），尤其是政治话题，人家采用的是“信仰型思维”，跟你这理性思维格格不入，而且这是非常伤和气的事儿，常常是赢了辩论，得罪了朋友，最后不欢而散。而且看的出来，对方是真难受，我再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自绝于广大“思维混乱，毫无逻辑，不讲道理”人民群众。

　　以后我定了个原则，尽量不随便跟人辩论或讨论问题，而且绝对不谈政治。尤其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之类的话题，灌辣椒水、做老虎凳也不说，实在屠龙技痒就上网去。再听到有人说这些话题，一般就是像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一样“只带着耳朵”。再不就像相声中捧哏的一样，“哼”、“哈”、“是吗”、“那倒是”，人家说“煤球是白的”，就附和一句“可不是，比元宵还白”。

　　这短时间做做捧哏演员也倒没什么，可时间一长，看着人家拿着劣质玩笑当正经话题讨论，一群“思维混乱，毫无逻辑，不讲道理”的高级识字分子在那儿一本正经地坐而论道，自己还得哼哼哈哈地在旁边附和，几乎要闹出心病来。好赖咱也是堂堂男子、五尺身躯，整天像太监一样装聋作哑，真不是滋味。有时候真想脱口唱段样板戏：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早日还我男儿装。（《智取威虎山》小常宝唱段，原词是“女儿装”）

　　隔壁有人说自治区都是大小卢瑟（losers），她没说错。需要修正的是这些人并不是智商有问题，现实生活中也还混得可以，只是如果把精力放在职场打拼的话，应该比现在混得更好。准确说是相对卢瑟而非绝对卢瑟。

　　老芦可得把这自治区办下去，别看才区区几百人的点击率，这里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寄托，精神家园。也别说那些“今后少放毒”的泄气话，你那两千多篇文章，毒力已经够大的了，不在乎再多几篇了。再说，我有时想想，自己比别人多知道了很多事儿，还多会两手绝活，而且“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休息几天，请假。

　　

回复[4]: 看客 (2009-11-07 09:36:18)

　　国内的事儿，难说！（五）

　　

　　金唢呐

　　

　　这个系列原来是应小小衲的要求，写一本关于我和周围人生活的豆腐帐，本来想接着写学校里教学科研的情况，看到老芦说的“三种预测”，决定还是就这事儿侃几句。

　　按照特首的意思，关于国内的情况，“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我、看客和特首都认为不同程度的存在，老芦的意思是会走向大乱，看客的意思是这些压力会让中国走向光明，具体就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而我则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十几年至几十年），像汕尾事件、拉萨骚乱、本钢事件、新疆骚乱之类的小乱会有，像民国期间的那种大乱则不会发生；至于民主法治方面的进展也会有一些，像近年发生的废止《收容遣送办法》，实行《救助管理办法》就是一例，但不会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基本上还是现在这个框架，我等草民，还要继续在国内过这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日子。因为肉确实有的吃，这总是错打、乱打孩子屁股的娘也真该骂。

　　（一）有限暴力、作用有限

　　看到看客网友的文章，很受启发。关于文章提出的“有限暴力”我是这么看的。

　　老芦以前曾经说过当局改革“动力与压力”的问题，这动力就是获取利益，这压力就包括看客提出的“有限暴力”，以及各种维权、上访活动和来自互联网上的抗议。我认为作用会有一些，很多法律的制定甚至都和这些包括“有限暴力”在内的压力有关，但作用有限。就好比本人的百米速度是15秒，如果后边有条白眼狼追着，估计能对付个13秒，但即便弄只来来华南虎威胁我，我也跑不出10秒的成绩来。因为我的腿脚就是这个水平！

　　举例说，收容法的废止就和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有关。《南方都市报》披露孙志刚事件后，互联网上抗议声浪此起彼伏，“一夜间眼泪洒满了互联网”。网民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严惩元凶，公开透明地处理孙志刚事件，形成声势颇大的舆论浪潮。以后八位法学学者提请全国人大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时间不长，就“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算是严惩了元凶，而且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宣布施行多年的收容法废止。这是一次由政府亲自操刀的手术，从破旧到立新，为时不到5天。决策之高效，中国政法大学行政诉讼法专家马怀德称：“它注定会成为中国立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极端事件迅速推动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

　　仔细分析一下这“收容法”，在当今社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不影响官僚阶层的利益，二不影响经济活动，三不影响社会安定。况且“收容法”就是个“恶法”，“收容遣送”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大饥荒刚刚开始，一部分农民开始背井离乡进城谋生。当时国家户籍制度还相当严格，所以就有了“盲流”（按小品里的说法跟流氓差不多）的提法。后来80年代和90年代，又不断“完善”，其目的都是为维护城市秩序，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无序迁移，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在当今时代执行起来也很困难，成本又大，废除也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当局也借此机会“顺应民意”，来个华丽转身，显示一下自己是人民的政府。

　　废除农业税又是一个“有限暴力”的结果。农村为了这点农业税，经常出现“有限暴力”，甚至是群体性的暴力。后来中央出台政策，把这个农业税给免了。在这个问题上，胡温又大捞了一把民意民心。在农村呆过的网友都知道，收这个这个农业税，对政府来讲，真是没啥意思。首先金额非常有限，而且要挨家挨户去收，非常麻烦，成本极高。过去农民老实，会乖乖地交给你。现在个个都是刁民，会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你，或者干脆把脖子一梗，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把当年我党交给农民对付地主老财那一套全使了出来，结果是弄得天怒人怨。当年很多地主富农，很多都是因为年景不好的时候收租子得罪了乡里乡亲，和贫下中农结下了梁子。

　　当时农村为收这点农业税，县乡镇还要建立庞大的财务机构，并且花钱雇大批痞子来充当打手，正负相抵，中央和地方财政并没占多少便宜。所以既然下面农民的“有限暴力”这么邪乎，干脆免掉，也做个好人。再说，对于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政策扶植，农业都是弱势行业，农民都是弱势群体，也应该给人家把农业税免掉。

　　但这“有限暴力”，我认为作用也有限，不可抱太大希望。

　　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出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张五常说是因为中国搞了地方竞争，周其仁说是搞了产权，吴思说是改革开放给了老百姓一部分创造财富的自由，秦晖先生则给出了“低人权优势”的解释。就拿这产权改革来说，“有限暴力”就非常邪乎，左派和右派都大肆渲染，给我的感觉是“革命或民主的高潮已经来到”。但这中央计划体制运行成本太高，而且僵化，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最后不管工人怎么闹还是要把私人产权请回来。而且必须给厂长书记一些好处，这转制才能完成。所以对于各地的“有限暴力”，中央也只是做做样子，再不就搞点补贴、政策倾斜之类的安抚，绝不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再比如腐败问题，在目前这个制度框架下，完全无解。再怎么搞“有限暴力”也没用。现在反腐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武器，是当朝官员收拾前任留下官员的手段。要真正的反腐，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反腐败靠的是权力和/或监督，而且这种权力和/或监督必须掌握在“疏远而又不与同其利”的人手里，也就是监督惩治腐败必须在体制外。体制内的公检法、纪委和反贪局，再怎么“不断完善”，作用也很有限。我前文说的三种方法都不能用，谁还能有什么新招？愿闻其详。

　　反腐败不是谁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我党领袖有当今卡斯特罗兄弟、金二或者过去皇帝、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力，也可能还可以。但现在问题是，胡温上台，一要靠拍上边的马屁，二要讨好下级，而且还要能代表最广大官员的根本利益，否则就上不了台，哪还有什么可能去得罪和对抗那么强大的官僚集团，这就是所谓权力递减的结果。所以，古巴卡兄传给卡弟，朝鲜老金传给小金，至少避免了“权力递减”这个问题，保证了小金想收拾谁都可以下手。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搞个人崇拜是非常必要的，与第一代领导人保持血缘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当今朝鲜，金日成就是神，小金至少也是个半仙，谁要是挑战小金的权威恐怕朝鲜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如果当年毛泽东立下遗嘱，明确毛岸英接班，老邓恐怕就不会像拿掉华国锋那么轻松了。所以，有网友说韩战最大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毛二，避免了中国在老毛离开后出现今日朝鲜的局面，不是没有道理。

　　至于看客网友所说全民腐败是表象，我也不完全同意。制度和体制当然是主要因素，可以这么讲，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在中国完全是半合法化，半公开化的东西。我赞成沙叶新先生的这个说法，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但中国目前腐败到了如此程度，也不能说跟国民素质完全无关。好像老芦也说过这个问题，贪腐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所以，贪污还有个民族文化传统、道德的问题。西方人“反腐败”，并不只是因为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也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劳动所得被他人无偿占有，个人损失了什么。也多少有追求公平、伸张正义的因素在里面。而由于国人天性使然，人们对于各种不平等的现象习以为常，浑浑噩噩、难得糊涂是国人理想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生活状态。西方国家即使是在没有现代政治制度的时代，贪污虽然也有，但远不像咱们这么邪乎。仅从历代广为传颂的包青天就可以反证这个历史事实。光是京剧就有个系列，叫“包公戏”（和“三国戏”、“水浒戏”并列），常演常新，历代不衰，这好像在西方国家戏剧中并不多见。今天之所以贪污数额和人数屡创世界纪录，不能说完全与国民的道德水准无关。

　　过去毛时代政治高压，使人们不敢贪污，再加上计划经济，经济活动少，接触钱物的机会也少，即使没有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和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干部贪污数额也有限，哪怕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还是这样。记得当年陈希同贪污腐败的文件记载，中纪委倾巢出动，耗时半年多，最后只从办公室抽屉里找出几块外宾送的金银饰品、手表、照相机，好像还有唐三彩什么的，最后都折成了最高价，才五十多万。公审陈希同电视我也看了，最重的一项罪名就是在他的办公室橱柜发现（而不是家中搜出）一块手表，法官问：“为何不上交。”陈希同回答:“忘了。”由此受贿罪名成立。按现在的标准，绝对是人民的好市长，新时代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陈市长，你在哪里，北京人民想念您）。所以毛左们说是市场经济导致了腐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准确说，应该是在极权体制下，市场经济导致了目前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腐败。想想看，假如不搞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多党执政这一套，反腐败怎么个反法？

　　暴力革命与政治改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需要的是勇气，拿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来，打倒砸烂便是，后者勇气倒是其次，更需要智慧。而这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据说中国现在又有了“新右翼”，而且有工商界人士和企业家的参与，我拭目以待，看能拿出什么“推进民主进程”的办法来。

　　

回复[5]: 看客 (2009-11-07 09:36:57)

　　国内的事儿，难说！（六）

　　

　　金唢呐

　　

　　（二）关于芦版“权力递减律”的修正意见

　　

　　老芦所说的会发生天下大乱，是基于他那著名的“权力递减律”。据我所知，世上有芦版和唐版两个版本的“权力递减律”。

　　老芦所说权力递减律是说专制国家会因为统治者权力逐代减弱，无法服众，故而不能惩治腐败，控制局面，导致军界强人干政，革命群众闹事，天下大乱；唐德刚所说权力递减律是说统治者权力逐代减弱，无法压制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自由的要求，最后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被迫实行民主，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社会。对此，老芦好像已经进行了批驳（老芦的原文我找不到了，谁能给贴出来？），这里不再赘述。

　　而我认为芦版的权力递减律的应用也有一定条件，就是适用于专制国家，如前苏联、毛中国和今日朝鲜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适用于现在中国这样的半专制、半资本主义国家。从现在中国局势来看，到了第四代以后还没有变化，很可能芦版“权力递减律”就不再有效了。换句话说，以后更大可能是谁也无法改变现状，中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现状。理由是：

　　1、权力递减有一定的限度，不会无限制递减，具体说三代以后不会再继续递减，起码眼下就是个例子：江胡两代之间已经基本没有区别，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干过“革命”，权力到胡锦涛手里后并没有继续递减。如果像传说的那样是习近平接班，也看不出来他和胡锦涛之间的区别。老芦所说的权力递减，我认为一是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皇帝是天子，可以靠着血统论代代相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天下坐天下，虽然不合理，但是合情。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大学毕业蹲了几天办公室，你凭什么坐天下？

　　再说说新领导人的威望递减、能力递减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威望和能力，都是在杀杀砍砍中树立起来的，二代以后的领导人经历没什么差别。江泽民的所谓革命生涯，最多也就是快解放时参加过几次学生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要民主、要自由、要面包。这一套人家胡锦涛和习近平都干过，文革时候的游行一点不比那时候差，无非标语换成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能力嘛，都经过了所谓“负筛选机制”，也没什么区别。甚至胡锦涛比老江还要略强一些，比如当年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老江就玩砸了，放锦涛家宝手里可能不会是这个结果。

　　经过这种“负筛选机制”上来的领导人，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废除了终身制，新的领导人都是在当权者头脑清醒时候选择的，所以继任者不仅仅要掌握溜须拍马这一套基本功，还要有点别的本事，这样才“靠得住”，保证当权者自己下台后中国不会变质，保证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清算。别的方面不敢说，从眼下看，第四代领导人胡温摆平各种关系的能力都是超强，这对中国的社会安定未必不是好事。而且由于这些人没多少政治资本，所以处处谦虚谨慎，很少耍光棍，动不动就要“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等打仗等的头发都白了”、“打核战争死亡一半，剩下的人还可以搞建设”，这类话不敢说，这种事儿更不敢做，甚至连做梦也不敢想。他们往往表现的又虚心又亲民，只要是不影响安定团结的、不影响利益集团的建议，一概采纳。这次地震后降半旗就是个例子。而且他们对国情民心超级熟悉，各利益集团孰轻孰重，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怎样让人民“有快感，不伤身”，如何挂羊头卖狗肉，什么时候该拍案而起，什么时候该流泪，心里都明明白白的。

　　2、军界强人的权力和威望也在递减，当今中国不仅没有毛邓那样的政治强人，军界也不再有一呼百应的钢铁元帅。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是和平年代，军界强人权力和威信下降速度比政界更快。而且，没有了战争，军队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用于抗灾救灾还可以，挑起内战恐怕就没那个力量了。像政界一样，军界也不存在什么“清流”。我以前所说的“嘴巴腔里硬，裤子裆里软”是中国各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知识界，政界、军界更明显。

　　我以前由于搞过学生工作，每年新生入学军训都要和部队打交道，原来以为这些军官们有什么大抱负，后来和他们混熟了，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人除了酒量和嗓门大一些，与地方干部无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只能说是嘴巴腔里更硬，裤子裆里更软。搞起贪污腐败来，魄力还要远远超过地方。不信你看一下，现在搞房地产开发的净是些部队转业干部。

　　这也是有革命传统的，文革时上山下乡，地方干部不敢也不能走后门，因为档案都在公社放着，谁也不敢或不愿冒着“破坏山上下乡”的罪名放人。而部队就根本不管那一套，我的同学当兵最后连档案都不要，到部队后再另建一个就是了，你根本找不到人在哪里。几个月不见，再见面时就“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旁”。

　　尤其是最近几年给军人涨工资，又进一步减少了兵变的可能。别的不知道，就拿高等院校来说，炮院、测绘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医学院等部队院校的工资都涨一倍以上，我认识的这几个熟人，三四十岁的小伙子比我这个老汉挣得都多。至于部队干部的福利，高房大屋不必说，食品有补贴，吃喝拉撒，看病住院，国家全管着，这些必须的也就罢了，那些疗养院几乎遍布全国，还不都是为那些八旗军官销金买笑准备的。

　　3、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也在递减。这些年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只有口头（或网络）愤青，而甘洒热血或曰祸国殃民的革命家基本绝迹。我感到这些年中国确实在进步，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飞跃，人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单说就是人命比过去值钱了。按温总理的话说，就是“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理想大于天”。人也比过去善良、聪明了，这次地震中人们的表现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所谓善良，我想把四川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做一个比较，看看我们的社会进步有多大。我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基本上是实行新闻封锁，拒绝一切外部援助，地震的死亡人数也是3年后才公布的。从中央到民众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成全国头等大事，认为抓抗震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当时有句口号，“抗震不忘批邓”。人们对死人的反应也远不像今天这么强烈，好像从来没有给地震灾区献血、捐款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有一篇报道，说是解放军为了保护国家财产，集中优势兵力先去刨银行，最后为了保证银行的钱一分钱不差，为了寻找最后一个革命铜板，又奋战了多少个昼夜。而且当时主张依靠政治觉悟，否定技术和机械的作用，解放军战士基本上赤手在废墟中刨，人还没有刨出来，双手已经鲜血淋漓，效率极低，和今天动不动就征求专家意见，调用大量机械设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次是反复播报灾情，动员一切力量抗灾，从头到尾都是救人。地震后，我看到了那么多感人的事情，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甚至还有自己开着私家车拉着东西去灾区的。人们真心地为灾区的人民祈祷祝福，尽自己所能支援灾区。还有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像“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不要怕”，胡锦涛说的“我明年再来看你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人话，和“打核战争死亡一半，剩下的人还可以搞建设”的那一代领导人已经根本不是一回事，代表了中国人性的变化。“人性的光辉”多少也能看到一些了。

　　所谓聪明，就是国人已经彻底恢复了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就拿现在的大学生来说，管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一致认为，现在的学生打架的少了，打炮的多了。七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男生们为了一点小事就抄家伙的事现在已经少见了。对待国际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人们终于知道了老虎在什么状态下才吃人，学会了如何辨认并痛打纸老虎、死老虎、小老虎、病老虎、掉了牙的老虎、瘸了腿的老虎，什么时候应该痛打，什么时候应该轻拍，什么时候要做出痛打状而暗中抚摸，怎样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心里都清清楚楚。最典型的就是这次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革命群众的表现。原来很多人都以为掺和这些事情会影响签证、奖学金等个人利益，后来才知道根本没那么回事，完全是以讹传讹。公司的老板和研究室的教授，根本不管你这些，可以尽情参加。而且在中国投资的世界500强公司，样子看起来可怕，但完全是纸老虎，他们来中国只是为了赚钱，中国消费者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完全不用担心母亲打错了孩子。所以砸砸日本车，恶心家乐福，根本不会影响外国资本家的投资，资本永远只是流向能够赚钱的地方。

　　说起聪明善良，各位海外侨胞回国探亲的时候可以留心一下，连家养的宠物也和从前不同了。狗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造反精神十足，动不动就去吠日、咬吕洞宾了，现在的狗们都很“识相”，安静地跟在主人的后面默默地走。而且，不随地大小便，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吃陌生人的东西，etc，这些规矩人家都开始学了。一些学历高的狗们还能做出些扑碟、叼球、直立、作揖等高难度动作令主人开心，让邻居喝彩。主人对这些狗们也和以前大不相同，“狗行千里改不了吃屎”的成语已不再适用，狗们都要吃低脂肪、高蛋白的宠物食品，也有与人共餐的，据我的邻居告诉我，他的狗还要挑好利来、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名牌，大排档的东西从来不去碰。很多宠物冬天外出都要穿衣服，每逢年节，主人们还要“扯下二尺红头绳，给俺狗儿扎起来”。这些都是发生在中国大地实实在在的变化。

　　4、民众中自发产生造反领袖的几率大幅下降。像当年的杜鹃山上的农民起义军一样，“群雁无首难成行”，是有心造反而无力回天的愤愤们面临的又一个难题。中国大乱必须有挑头造反的领袖，需要有“行船的风，指航的灯”，而这个时代对领袖的基本要求是：

　　（1）谋反作乱、抢班夺权的天才

　　（2）现代文明的超级白痴

　　（3）置国脉民生、自己和亲人性命于不顾的大气魄家

　　上述三条，缺一不可。（1）自不必说，是历届起义造反所必备的条件；（3）是中国特点所决定，在中国绝无任何可能像非洲小国一样，靠一个连的兵力拿下机场电台，就可宣布就任总统。也绝无可能像列宁拿下临时政府，叶利钦拿下苏共那么容易。现在人们对于说什么和做什么分的非常清楚，绝对不会让自己个人或家族的利益受半点损失；（2）尤其重要，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无知者才能无畏。如果砸烂了现有的国家运行体制的话，必须考虑能否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来。只有超级白痴才有这个胆量去破坏现有制度，建一个更坏的体制出来。孙中山、毛泽东当时能够成事儿，关键是那个时候中国太烂，百姓太傻，随便提出个什么主张都有人响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文革时闹教育革命，废除考试制度，即使现在看那些对旧的考试制度的批判也不算错，甚至可以说句句精辟入理。但任何非白痴都应该知道，凭着人类现有的智慧，根本找不到比考试更好的方法，只能修修补补，凑合用。毛泽东废除考试制度的结果就是遗笑千古，怎么砸烂，还怎么建起来。不过对中国人来说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不是有这么一句歌词么：“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现在看来，这样的事情普通白痴是绝对干不出来的，只有超级白痴才会做。现在虽然白痴还不少，但那种“彻底废除考试”超级白痴已经很难看到了。至于像“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之类的最高指示，再坚定的毛左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回复[6]: 看客 (2009-11-07 09:37:30)

　　国内的事儿，难说！（七）

　　

　　金唢呐

　　

　　（三）为什么我说游戏能够凑合玩下去？

　　中国能够一定时期内玩下去，主要是中国历史上“大乱”常见的三个原因大饥荒、外敌入侵和兵变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政府有意或无意地解决了下面几个问题：

　　1、国家有了一定的民主自由，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僵化，没有活力。像山西的毛驴，你不赶，他就不走。和前苏联、毛中国和今日朝鲜相比，中国不能说没有自由，起码有了经济自由、文化自由甚至部分宗教自由，受限制的只是政治自由。自从中国开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国人的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一下子就迸发了出来，而且至今还没有要熄灭的迹象。

　　现在的中国不但有活力，而且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生猛。洋马屁经常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我认为这话一点没说错。我认识的一个西洋鬼子告诉我说他以前总是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台湾人，说现在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看一下眼神就知道，中国人的眼睛里写着两个字：欲望。还有人对我说，欧洲的青年人总是喝咖啡，中国人则是没完没了干活，这样下去不把欧洲甩后边才怪。

　　而且现在用动态平衡代替了过去的舆论一边倒。前苏联和毛时代是一堵墙，而今日中国是三角架，远比那时稳定。毛左、新左，自由派、新右翼，政府当局在那儿左右逢源，玩得风生水起。光是有那帮毛左在那挡着，自由派们就翻不起大浪来。而毛左们又只能搞点大批判和革命回忆，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来。那位“一草”左派在分析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首先实现的预言彻底失败的原因时说，随着历史的发展，工人阶级渐渐地开始有产了，不再是无产阶级了，于是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愿望也就没有了。国内现在的情况也跟他说的差不多，所以毛左上台的前提就是中国出现战争，成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的状态，否则没戏。

　　2、坚定不移地和平崛起，绝不在军事领域挑战西方。在这方面，无论政府、军队和愤青，都经得住任何威逼利诱，像司马懿对待诸葛亮的态度一样，任你在城门叫骂也好，送女人头巾也好，都不出城。前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最后如杜鹃啼血而亡。咱们那点军工水平，还是停留在“歼7相当于米格23”的初级仿制阶段，至今抵不上前苏联的百分之一，所以也就干脆死了心。现在的国际大环境对中国十分有利，简单说就是毫无外忧、小有内患，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私本质和人权观念已经使得它们完全彻底地丧失了占有中国的要求和能力。中国无任何来自国际的压力，无需变法，与民国期间的情况截然不同。上上下下一致的认识是，现在中国发展势头很好，这条路要坚持走下去，五十年不动摇。国内现在虽然矛盾重重，问题成山，但靠着政策倾斜、转移视线、挂羊头卖狗肉、王顾左右而言他、爱哭的孩子多给奶等常用招数就足可以对付或者拖延，一时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3、中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信仰危机和崇拜真空的问题：用抽象代替具体，把国家代替领袖供人民顶礼膜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爱国主义。经常有这样一句话，领袖是人不是神，领袖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国家是神不是人，永远没有犯错误的时候，犯错误的是具体的人，这就和上帝永远不会错一样。而国家又具有上帝不具备的属性，需要的时候它又非常具体，有众人承认的代言人，一点也不空洞，让人爱的有激情，有力量。

　　毛时代和稍后有过“人民图腾”（《芦选》里有），那时候的“人民”概念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人民”就是现实生活的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中国的“人民”条件极为苛刻：小偷小摸、自私自利、贪污腐败、不同政见、胆小怕事、低级趣味的都不能算，阿Q、小D、王胡、吴妈、假洋鬼子、钱老太爷、赵老太爷、孔乙己、华老栓、闰土也统统不够格，我粗粗看了一下，鲁迅笔下的人物，够得上“人民”光荣称号的，《一件小事》中的那个黄包车夫算一个，毕竟他把大思想家“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藤野先生如果是中国籍的话也可以勉强算一个。除此之外，我搜肠刮肚地找了半天，也没有再找出第三个来。

　　新中国恐怕能够进入“人民”行列的就是雷锋、王杰、焦裕禄这些人了。活人不太好说，像和国家主席地位差不多的掏粪工人时传祥，65年以前肯定算，65年-76年就不能算，76年以后又开始算了。所以“人民”也还嫌太具体。现在又整出个“国家图腾”来，把国旗、国徽、国歌、国花、国体、军队、政府、国家领导人、平民百姓、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民间艺术、历史人物、大熊猫金丝猴藏獒一勺烩进来，无论在哪个问题上说三道四，只要需要，马上可以像当年沙老太对付阿庆嫂一样，汉奸走狗卖国贼骂过去，一下子便可点了对方的哑穴，让他至少几十个时辰说不出话来。

　　4、成功地解决了毛泽东复活的问题。老毛死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否定毛泽东，则会陷入“酒干倘卖无”的怪圈（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若否定了毛泽东，共产党往哪儿放，你们又凭什么来执政；若肯定毛泽东也有问题，那还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干什么，接着搞上山下乡、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了。

　　老邓凭着“长期革命斗争积累的智慧”，巧妙地利用国人概念不清、思维混乱的弱点，对毛泽东“宜粗不宜细”、“不争论”。相声表演里面有句话，“不占一帅，就占一怪”。如果说老毛是“帅派”的话，老邓就是“怪派”。与老毛的魁梧伟岸身材相反，简直就是三尺泼童。而且从外貌上看，也是面目可憎，长得一副歪瓜裂枣模样，即使再怎么搞个人崇拜，也不会让人唱出“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咱们牧民的心照亮”歌曲来。

　　可老邓玩政治确实有独到的地方，就是眼光非常毒，看出了二杆子不能、也不必什么都管。把列宁的党掌控一切，变成了二杆子只管要害部门。把斯大林、毛主席最看重的经济领域给放出去了，结果就出现了现苏共领导人说的“政治稳定，经济活跃”的大好局面，实现了几千年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目标。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个怪现象，左派和右派都痛骂老邓，但不管谁上台，都必须执行“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路线”，这条路线已经管了三十年，恐怕还可以再对付一阵子。当时胡温上台时人们就左转还是右转分析的挺热闹，实际上左右都有限，就是这么个框架里运转。

　　对于毛泽东思想，当局和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否定价值观，借鉴方法论，抽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阶级斗争学说，用一些不甜不咸的“为人民服务”、“两个务必”、“三大法宝”构成了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宝库”。在这个问题上左派们贡献不小。为了鼓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他们把一个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变成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毛泽东。这也难怪，如果毛主席在世的话，这些毛左有很多人都该在牛棚里或监狱里呆着。现在连巍巍都成了毛左的领军人物，经历过文革的老家伙们谁都知道，他那本《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文革期间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样板，而且一点不冤枉他，那本书的情调确实是有点温情脉脉，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格格不入。

　　虽然不少人指望有一天躺在水晶棺材里的毛主席能够“转世”，不过要切记那是被阉割的老毛，尽管身材还是那般伟岸，面相还是那么神采奕奕，但却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玩什么九浅一深、采阴补阳之类的花样了。有一天毛主席从水晶棺材里走出来一定会问：恩来啊，你这个管家是怎么当的嘛，把我那个东东弄到哪里去了。

　　

　　综上所述，由于受权力递减律的制约，中国将在十几年至几十年的时间内（我的感觉）处于这种不良不娼，半良半娼，亦良亦娼，时良时娼的状态。特别需要说明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比上略不足，比下大有余，比毛泽东时代则是换了人间。我认为现在的社会运转机制完全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是一个可以玩下去的游戏。要说没有担忧也不是，一是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必须控制在国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当局要拿出点办法来；二是经济必须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并解决大学生就业这一严重问题。现在看着各地都是拆了盖、盖了拆，但又不是“破窗理论”形容的那样，而是“螺旋上升”，越盖越高，越盖越大，好像也很可以这么玩一阵子。

　　

　　这些东西是一口气写下来的，感觉很乱，写到最后，头脑发木，骨头也和散了架一样，诸位凑合看吧。现在体会到老芦为什么24小时才吃一顿饭了。您老可不能垮啊，您垮了芦区怎么办，芦区的老少卢瑟怎么办。您老不在，谁能撑起芦区一片天啊。所以建议特首少看书多锻炼，少写文章多吃饭，一切从长计议。

　　

回复[7]: 看客 (2009-11-07 09:38:03)

　　国内的事儿，难说！（八）

　　

　　金唢呐

　　

　　首先感谢网友拍下的宝贵金砖，再感谢老芦做出“尽量改变吧”（我理解就是准备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宝贵承诺。我觉得诸位达人劝老芦的方法有问题，老芦并非不知道如何保持健康，估计给老芦3天的准备时间，办个养生大讲堂没什么问题。像什么“饭后百步走，睡觉不蒙头，能活九十九”、“头锅饺子二锅面，给个神仙也不干”之类的话他肯定比谁知道的都多。他的问题是“缺少继续活下去的动力”，而不是不知道怎样养生保健。我这还是十几年看孩子的小学课文留下的印象，里面有一篇拍周恩来马屁的文章，说的是恩来小时候“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的故事。以后特首倔脾气上来绝食，诸位可以试着用“为芦区老少卢瑟而进食”劝劝看，不过这也是实情，不少网友都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里如果黄了，这帮人还能到哪去？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吧。

　　我看了一下诸位的金砖，恐怕诸位说的很多是“应不应该发生”的问题，而我说的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而且我说的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以下几个事实。

　　首先我们所说的“乱象”、“危机”已经存在了至少二、三十年了，而且十几年前，也就是我说的“四零五零，买断工龄”，然后搞“转制”、“产权改革”的时候比现在还要严重。像我原来的那个工厂，当时给我的感觉是火山就要爆发，革命（民主）即将来临！当时工人们和我说起工厂这些事情来，牙齿咬得铿锵作响，使我想起样板戏里的一段话，“人人心头一团火，争着去打威虎山”。就是像网上说的那样，现在缺的就是陈胜吴广了。

　　再有就是在这“乱象”丛中，这没有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相比较而言，欧洲和日本确实正在衰退，任何这一两年去过欧洲、日本和大陆的网友，都会有类似的感觉。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又出台了不少“惠民”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高校学生大规模的发放补贴，新农合医疗保险等。人们的极端情绪比前几年也有所缓解。

　　比如前文中对我说“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那位，“四零五零，买断工龄”的时候他闹得最凶，我当时感觉他要闹事或自杀，至少是为后来的暴乱留下隐患。前几天他带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从谈话中得知他的孩子几年前就大学毕业了，在个IT公司里当个部门经理，混得还可以。他说他对孩子的教导就是“能屈能伸”，意思是倒霉时认账，有赚钱整人机会时该出手就出手。他现在每天打打小麻将，吃吃麻辣烫，好像没留下什么太多的“隐患”。他本人都六十多岁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已经报废了。从他孩子身上，也看不出他有“要给你爹我报仇”的愿望。

　　三是如果把中国发生的事情放在别的国家，则非大乱不可。现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问题，都是中国转制时面临的问题。在“通用”公司来个“四零五零，买断工龄”试试看，问题会迎刃而解，但美国人恐怕连做梦也不敢想的。欧美日的很多制造业，之所以迟迟不能走出困境，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像我们一样甩开膀子蔑视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秦晖先生所说的，没有我们的“低人权优势”。在这儿不是讨论对错的问题，而是它存在与否的问题。中国所有的大中小企业，走出国门的几乎唯一手段就是打价格战。我们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一起竞标，据说有个“三分之二原则”，就是报价绝对不超过对方的“三分之二”，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

　　四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外大乱，发生在中国大变，总的找找原因吧。我想不外乎这么两条：当局的二杆子强大，国民的耐受力超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就好比说同样接触H1N1流感病毒，有人感染发病，有人活蹦乱跳，只能得出后者抵抗力强的结论来吧。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得找点原因吧。像peacemaker转帖的那篇文章，我想去过欧洲的网友都看到过这种“全民悠闲”的景象，绝不是少数城市。而中国现在就是个大工地，那么多工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干着，楞说跟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民族特点无关，恐怕也说不过去。如果说在国内这么干是因为缺乏社会保障，为生活所迫，那可以比较一下在国外的各国移民，这总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吧。看看那些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和中国福建浙江移民，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物种。

　　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为什么耐受能力超强，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条。无非就是与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有关。

　　看客网友所言“‘信仰型’是被强加的，是不是从独尊儒术开始的？”以及特首所说“当年诸子百家争鸣如果不是被大一统结束，则中国完全可以按西方道路发展下去。”我也是这么看的。从历史看，中国是虽然也有“南北朝”，但总起来说“大一统”的时候多，有人算过，是三七开；欧洲则相反，巧的是也是三七开。美国某学者在《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里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比如，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都有着频繁的战争，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都有着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但是，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

　　关于“大一统”和“多国林立”的区别，我举个例子。不恰当的话请再拍金砖。

　　譬如住宿舍，如果几个人一起住的话就是大一统的帝国（如中国），如果都住单间的话就是独立小国（如欧洲，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在一起住，中间加几个隔断的话就是联邦（如美国）。

　　如果住单间的话你可以不受约束，自由自在，想几点熄灯几点吃饭没人管你。于是就有了欧洲的个性自由发展，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来。如果几个人一起住，不管是猫头鹰还是百灵鸟，都得定个时间一起关灯睡觉起床，于是就有了中国的集体主义。

　　“大一统”的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缺点就是抹杀个性，扼杀了创造力。自秦以降，中国就是一潭死水，这方面老芦说的太多了，我甚至想不起老芦没说过什么。光看建筑，欧洲自古希腊罗马起，其建筑风格更新换代至少有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哥特风格、巴罗克风格、浪漫主义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而中国却是“两千年一贯制”，大江南北、皇室民居，寺庙道观，都是清一色的“大屋顶”。所以这倒是简单，只要一提搞民族风格，就是大屋顶。

　　“大一统”的另外一个结果就要彼此要互相将就，也就是培养了耐受力。再就是还要“难得糊涂”，也就是小小衲说的“概念模糊、思维混乱”。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相处了。比如见了台胞“咱们都是中国人”，至于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存而不论，先热乎再说。欧洲那些基督教派之间的差距，是拜玛利亚还是拜耶稣，这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分歧。光是孔教，那“民贵君轻”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完全相反的意思，可古代文人也未见打得死去活来。

　　所以我说，超强的耐受力，概念模糊、思维混乱，选择性遗忘都是咱们的立国之本，丢掉这些“国将不国”，中国的大限也就到了，也就要分裂了，至少也要变成联邦共和国。

　　其他的跟帖：

　　老金认为“欧洲的青年人总是喝咖啡，中国人则是没完没了干活，这样下去不把欧洲甩后边才怪”。这话我也不大赞同。

　　----------------------------------------------

　　这是一个老外对我说的。中国能不能把整个欧洲甩在后面？当然不能，在这点上我也没有异议。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勤劳和欧洲人的“悠闲”，导致了两者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我本人就是搞伪科技的，也“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和推崇”，知道它的厉害，也知道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利润。但是需要说明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光靠这些东西不行，难以解决就业问题。

　　举个钢铁厂的例子。德国和日本钢铁厂的科技水平远远超过国内。人家炼出来的特种钢利润是普通钢10倍，中国都是从德日进口。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钢产量已经跌到了谷底，可以说是艰难度日、惨淡经营，很多分厂都停产了。道理很简单，市场大量需求的还是螺纹钢、角钢这些东西，一个大国的钢铁业就靠卖点特种钢根本撑不住。对于解决就业来说，中低档产品比高精尖产品更有优势，传统工业比高科技更有优势。

　　还有，你的“勤劳只能小富不能大富大贵”的观点我也同意，我文章里也没有表露出相反的意思啊。

　　还有，你对“爱国主义”的那些看法，我也大部分同意。问题是在“概念不清、思维混乱”的中国，没什么人去深究“国”、“党”、“君”、“民族”这些概念，一马勺烩进来，众人吃的津津有味，你说的“爱国主义只能糊弄中小学生”，可大多数国人的思维水平不就是那个水平吗？还有，我不敢苟同的还有以下几点：

　　1、思维在“中小学水平”的国人是多数而不是少数，也就是认同爱国主义的人是多数不是少数。在海外，奥运期间参加“红海洋大游行”的就不是少数，国内认同这种做法的也不是少数。痞子蔡拒付拍卖款在国内外认同这种做法的也不是少数。能够翻墙来这里看帖的人是极少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据说凯迪、天涯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可老芦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在猫眼贴出后，里面加了评毛周系列的部分文章，点击率居然逼近10万，要是能翻墙过来，谁还会看那个洁本啊。

　　2、中国的爱国主义会有一些副作用，有时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总起来说，对政府是利大于弊。毕竟炸馆事件、撞机事件还是偶发事件。在多数情况下，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信仰。

　　3、关于爱国主义在中国会不会导致法西斯的出现，我看只会出现“口头法西斯”、“网络法西斯”，这是我们民族特点决定的。目前我听说就是抵制日货、家乐福，还有就是一个大汉族主义青年“掌掴”了一个70多岁的满遗。像当年的德日法西斯需要有献身精神，这正是当代国人的软肋。

　　4、我不同意“爱国主义斗不过自由主义”的说法，因为首先没有一个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公平较量的平台。即使有这样的平台，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大一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我看也是爱国主义胜出。即使在本自治区，如果不设智力门槛的话，很可能这里将会成为海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即使有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影响也极其有限。像小北说的，连他表哥表姐都不能说什么，况且影响其他人。

　　5、看客网友说的医院那些情况，我知道的更多，其实这也是腐败的一部分。现在的医院，由于也是权力机构（掌握着人的生死大权），所以也是腐败的重灾区。不过，我觉得应该全面看，一方面医院确实是腐败，但医疗条件的改善，包括设备、病房面积、医疗技术现在中国都赶了上来，减少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能说跟追求利润完全无关。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所以会自生自灭，根本原因是那种简陋的医疗条件下服务态度再好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没什么存在的价值。广东有位海归在政协开会时说，和欧洲比较起来，中国看病既不难又不贵也不差，遭到广大网友痛骂。其实，根据我的体会，这对部分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事实。

　　我现在实在想不出其他适合国人并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半斤肉三两油半斤豆腐（当时中等城市的居民供应）的毛社会，至于民主法治社会，起码得要学会妥协、尊重程序吧。咱们这个把痞子当作英雄的民族恐怕是“long long way to go”，连老芦这个自治区，据说都是使出“专制”手段才得以维持下来，至今还经常有人拿这个说事儿。

　　

回复[8]: 看客 (2009-11-07 09:39:37)

　　中国的事儿，难说！（九）

　　

　　金唢呐

　　

　　三、我的大学

　　下面还是响应小小衲网友的号召，再写一段关于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的情况。其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我的感觉都差不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棍。同在一片天空下，唱的都是同一首歌，都是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彼此能差到哪儿去啊。

　　年轻的网友可能不知道，这题目“我的大学”是老毛子作家高尔基一部书的名字，我年轻时看的。当时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学家好像国内留下了鲁迅和浩然，国外就剩下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高尔基了。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都是在文革期间看的，现在又是除了书名什么都记不得了，说起来还真不如学点“三百千千”。这三部曲唯一还有点印象的就是里面的主人公叫阿廖沙，那时候阿廖沙一度成了苏联青少年的代名词，同学中谁长得眼珠发蓝，或者头发卷曲发黄，或者眼眶凹陷，或者鼻子长成了鹰勾状，通常的外号都是“阿廖沙”。除此之外，还影影绰绰记得一句“苦难是最好的大学”，好像也是这部书说的，倒是极为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

　　首先回答一下小小衲提出的问题：现在高校到底有多少人正经搞教学和科研。还是那句话，难说。跟学校、专业有关，若非给出个大概数据，我想应该在20%左右。像理工医农专业，相对高一些；而经济、教育专业混混儿的居多，没什么正经干事儿的。这些专业的研究生说，他们的论文实际上就是就是翻译，然后把前后次序打乱，再加上点中国的实际情况，举些新近发生的事例，就算大功告成。其实这也可以理解，经济学、教育学哪有那么多的课题可研究的，动不动一个导师就带八九个博士，国外好像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那些搞实验研究的人，别管是刷论文，还是造科研垃圾，研究生们总是在导师的带领下，一天到晚就在实验室里忙活着，怎么也能搞点东西出来，至少也可以练练手，学点技术。依我看，现在正经干活出东西的，大部分是长期在国外做研究并且回国后还继续与国外保持联系的海归们。他们的策略往往是“挟洋自重”，与国外弄个合作项目，申请课题、发文章、获奖都非常方便。过去跟国外合作往往是为了从国外弄点试剂、药品，现在主要是“挟洋”向中国要钱，课题组里有个约翰、理查德、罗伯特什么的，一般都能批下来。向英文杂志投稿时把对方的单位加上，也不会遭遇“英语未达到水平”的尴尬。

　　这些人科研功力普遍不错，造假也相对较少，很多都是院士或工程院士的候选人。他们对科研非常投入，对自己研究领域的东西也非常熟悉，再加上经费充足，设备精良，团队庞大，两头飞来飞去，很让外国同行羡慕。还有一类正经干活的是对专业有特殊兴趣的。这只限于少数专业，人家总想弄清楚为什么，如痴如醉的，很像小小衲出征中医的情况。

　　大部分人对科研毫无兴趣，把搞科研当作挣工分。比如讲师晋升副教授需要五年以上，第一作者论文5篇，那就在这五年期间把论文数凑够，保证到时候能晋升就可以了。有时候视对手情况，再多几篇以求保险。我也是一样，定力不够，根本做不到“淡泊名利，守候心灵深处一片净土”博导每两年遴选一次，把遴选博导需要的论文发够，发英文文章好歹有奖励，还可以做到无怨无悔，发国内杂志的多一篇都觉得吃亏，总觉得又便宜了杂志社哪个王八蛋。

　　现在揭露国内高校黑幕的文章不少，圈内人圈外人写的都有，写得都不错，好像该说的人家都说完了。总起来说，共产党对高校的改造非常成功，这不能都说成是毛主席的功劳，毛时代虽然也对大学进行了改造，因为他那一套东西实在荒诞，而且改造的方向经常变换，连最虔诚的毛左也说不清老人家要干什么，所以中国一旦转入正常社会后，他给高校留下的，主要还是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八十年代又有点“回潮”向民国看齐的意思，但几场学潮闹下来，上上下下都断了这个念想。从现在看，中国的高校已与“大学”渐行渐远，逐渐摆脱了民国期间蔡元培、胡适等大佬从西方引入的办学思想的影响，已逐步实现了高校衙门化，教师痞子化、商人化，只不过程度上各校还有些差别而已。

　　高校衙门化，就是说当今高校已经沦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先简单比较一下国内外高校的管理体制。

　　中国目前没有私立大学，私立大学是国外的称法，国内只有独立学院和民办大学，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科高校（申请者）与社会力量（合作者，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和其他有合作能力的机构）合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少独立学院的专业开设完全依托母体高校，母体高校有什么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独立学院也开设什么学科、什么专业，学生统称本三，录取分数比专科低，但收费比本科高一倍。民办大学大都是部队转业干部办的，目前处于“边缘状态”，都是高级培训班的性质和水平，英语和计算机是民办大学开设最多的本科专业。

　　中国公立大学诸位都清楚，管理和西方的公立大学当然是不一样，不过本质上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公立大学是由政府出资，然后由出资人代表、社会人士、教师代表、甚至再加上学生代表组成决策机构董事会，很多大学董事会还设立常设委员会来处理各项具体事务。董事会作为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根据政府制定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行使大学的最高权力，但是并不过问学校的日常行政事务，而是由董事会聘请校长，以校长为主组成一个校务委员会行使具体的校务工作。西方大学的治理也能感到有“三权分立”的味道：董事会负责决策和监督；校长为首的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学术权力由教授通过学术评议会（Academic Council）以及组织其他各类委员会的形式来行使，并受到学校基本法规的保障。这样实行了管办分离，政府的权力触角不再伸入大学内部事务。由于大学的管理系统中没有了政府权力机构的直接干预，从而使得大学拥有了完整的治校权，完整的用人权、财权、教学组织权，形成了一套自足的自成体系的管理系统，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校，确保了学校的独立运行。

　　我感觉欧洲、日本的大学确实已经衰落了，我们学校从这些地方回来的海归，总起来说还是比从美国回来的差一截。据说德国大学现在想学习中国的经验搞合并，打造所谓的航空母舰，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向来不是西方国家的强项，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很着急，教授很生气，至今进展不大。现在真正的一流大学还是在美国，有人总结美国大学精神主要包括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所谓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干预的自由”(爱德华•希尔斯)，该定义已在较大程度上被认可。大学自治可理解为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单位，在机构管理、资金控制、教职员聘任、招生、课程和评价等方面相对独立于政府和社会其他管理体系。现在的美国大学说是“教授治校”，但实际上是“大学成员共治”，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宗旨也完整地表述为“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旨在提升学术自由和共治、制定高等教育的基本专业价值和标准、确保高等教育对公共利益的贡献”。

　　中国大学应视作一个整体，它也有董事会，这个董事会就是中央政治局，是这所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管理全国所有的学校。这个董事会决定了给大学拔多少款，大学的发展方向，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甚至课程设置。各级党组织就相当于西方大学董事会下设的处理各项具体事务委员会。国务院总理类似西方大学的校长，政府机关相当于西方大学里的行政机构。各大学相当于西方大学的分院，各大学的校长相当于系主任，大学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组织特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是政治局领导下的总理负责制。过去毛时代实际上还是双重领导，毛本人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直接插手学校事务。现在没这事儿了，都是董事会说了算。大学再怎么折腾，也跳不出政治局的手心，一切都在政治局的掌控之中。

　　现在的大学，完全屈从于党和政府，依附权势，上上下下都是失魂落魄的样子。连高校里的教师都成了不同级别的行政干部、职员，毫无尊严与骨气，契科夫短篇小说学者《变色龙》、《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里面的人物就是我每天面对的人群。我自己也差不多，虽并不十分卑劣，但也绝不高尚，大家都是一个德行，集体软骨病，谁也逃不掉。一个要看上司脸色行事的小公务员，哪还能有什么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可言，哪敢说什么“我爱我党，但我更爱真理”，更何况“我不爱我党，我只爱真理”。

　　看过契科夫的小说《公务员之死》的网友大概记得，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在看戏时，不慎把唾沫星子弄到了部长夫人的大衣上，反复道歉惹恼了离退休老将军，遭了不耐烦与呵斥，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身不由己地到了家，也没脱掉制服，就往沙发上一躺，死了。”前几年辞职那个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愤而辞职的原因也很相似，就是得罪了主管业务的二级学院副院长，他自己说就是“院长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我可以想象得出来，一个对领导缺乏敬畏之心的高校教师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不能不承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最大限度的维持了社会稳定。一个由国家公务员组成的大学绝不会对政府和社会稳定造成任何威胁。很难想象小公务员伊凡会带领学生去为草民争什么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民主、人权、自由，关心什么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探索科学世界的奥秘。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底线，他们也有尊严，也会闹事，可惜只不过为了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像行政机关一样，在大学里面层次清楚，分工明确，下级服从上级，学校服从中央。所谓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厅长、处长、科长、科员没什么区别，虽然也有个例，但作为普遍规律，高校教师都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都是党的勤务员，政府的好孩子。偶尔背离了党和人民的要求，走得远了、走得偏了，只要上面弱弱地招呼一声：“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问题也就解决了。

　　顺便“酸酸地”问一句：海外侨胞们可知道“贾君鹏”的典故？

　　

　　最可怕的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大学还需要尊严、独立，学术还需要自由，更不了解为什么高校还需要这些玩意儿干嘛，不就是个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农艺师、医师、药剂师…）的摇篮吗。他们不明白除了国家富强，还要追求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当今中国高校稀缺之物的正是思想。

　　至今，那种“一张选票就那么重要吗？”不仅在普通市民中，即使在高知扎堆的高校也仍然很有市场。以我这个外行看，那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对此的解释也难以令人满意。他们的基本论点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领导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正是由于眼睛贼亮的群众可以选出能够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领导，所以才应该实行各个层面上的选举制度。要不就是强调这样可以约束统治者，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为增加说服力往往是再来段小布什的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殊不知，这些只是“实用”层面的意义。除了这些之外，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选举还体现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即使跟“奔小康”、“致富”没什么直接关系也应该这么办。当今中国的启蒙，不是请来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而是让国民认识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老芦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在猫眼看人贴出后（点击率竟达到16万，老芦牛啊），后面有好几个帖子都是质疑老芦的职业和地位的，就像医生、律师需要执照一样，评论“伟人”、“巨人”，也必须自己取得一定世俗的成就后方有这方面的资质。居然不知道说实话真话，那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大人物、权威才有的权力。

　　

回复[9]: 看客 (2009-11-07 09:40:08)

　　中国的事儿，难说！（十）

　　

　　金唢呐

　　

　　前几个月学校组织我们开会，说是要研讨学校发展的战略，而且重点解决阻碍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会议是由书记校长主持，参加的是全体博导和二级学院的书记院长。一开始是校长闪亮登场，说是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而且“希望各位专家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废话和时髦话，希望听到大家的真心话”。然后校长学着朱镕基的样子给大家抱拳作揖：学校的发展就拜托各位了！

　　在这种场合一般我是以《红楼梦》里的二姑娘迎春为榜样，“浑名‘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托腮专注倾听并频频点首，以示茅塞顿开。但不轻易发言，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也尽量晚说话、少说话、说糊涂话、说重复话，怕一旦露出狐狸尾巴来，得罪了众人以后可怎么继续混。

　　总是“说糊涂话、说重复话”滋味也不好受。这时就想想老祖宗留下的祖训：“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话到嘴边留半句，不可全抛一片心”、“是非多因多开口，烦恼皆由巧弄舌”。实在憋不住时就想想佛教的惩戒：口业所造的罪恶，无有穷尽，其罪苦多且惨。第一层地狱就是惩罚口业所造的罪业，将舌头拔出，安装在犁上当破土的铧使，耕来耕去（见图），比《列宁在十月》那句“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做鼓面”还恶毒。现在网上总是说如果现在发生战争，一定会出现大量汉奸。依我看，更大可能是出现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和一边饱含热泪高呼口号往大后方狂奔，一边热衷抓汉奸的群众。

　　

　　扯远了，还接着说开会的事儿。

　　会上第一位发言的是从耶鲁回来的教授。人家对比了耶鲁和本校的收入以后，指出学校科研落后的原因是教授待遇太低，教授无法安心做科研；

　　第二位发言的对比了国内外其他院校的投资情况，指出学校发展慢的原因是科研仪器设备陈旧落后，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第三个发言的教授是个搞化学的，属于经常“打横炮”的学者，拿出一副“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的口气说，如果学校资金紧张，以上教授提出的问题不好解决，我还有个办法，不需要拉关系跑银行找经费就可以做到。那就是继承和发扬老北大的传统，实行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办学理念，实行“教授治校”。只要如此办理，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学校将会在国内率先破解钱学森之谜[注]，大师辈出，再创辉煌。

　　。。。。。。

　　

　　最后书记做总结发言，我们的书记口才不错，他本科读的是理工，当官后又拿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国外也呆过几年，称得上见多识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右逢源、夹缝生存”的功夫尤其了得。在教师面前他是行政领导，在行政干部面前又是专家学者，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在相声界里我导演导得最棒，在导演界里我编剧编得最好，在编剧界里我相声说得最逗，这年头就是玩个综合实力。”（冯巩语）

　　

　　“刚才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也非常精彩，我本人也深受启发，看来今天的会开的非常必要、非常及时，也非常成功。有些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答复大家，像发言中提到的提高高校教师待遇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总不能让我们的教授“越教越瘦”吧。最近学校招生情况不错，我们准备以后教师的讲课费再增加10元。学校准备再集资建一个家属楼，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科研设备落后的事情也是客观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都这个年代了，还让我们的战士赤手空拳上战场太不合适了，我现在就拍板，今年下半年学校拿出五百万来，改善科研条件。”

　　“还有同志提到了自由办学的理念，这也很重要。我是学教育学的，这方面还有点发言权。刚才提到的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后来蒋梦麟先生将其发扬光大，提出了更加切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十六字方针，并将他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实践于老北大。现在我们学校难道不是“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吗？难道我们的教授没有参与治校？我们学术委员会哪一个成员不是教授？在学校里治学的不是教授？我们还有教职工代表大会，比那时还要进了一步。当然，同志们提的也对，学术自由要落在实处，以后年轻教师选课题学校不要过多干预，要给人家一定自由，不能总是让小青年们围着教研室主任转，连点学术自由都没有，怎么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

　　

　　后来一次谈工作的时候，书记私下和我说了下面一番话。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对着我说，可能还是觉得我有点自由化倾向，有点文革电影“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贫农来忆苦，群众抓出狗特务。”的意思，借着这机会也敲打我几句。

　　“老金啊，‘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说到底不就是让党委撤出学校么？我得先声明一下，我可不是在乎我这个党委书记的官位，我是业务人员，大不了回教研室继续带我的博士研究生就是了（现在党委书记中教授、博导有的是，有的还是院士）。说实话，我还真不稀罕这个官（让人想起老芦在反对“核平解放台湾”时，反复说明自己没有亲戚在台湾，向台湾投放原子弹不会殃及自己和亲人）。”

　　“老金你说说，咱们都是搞业务的，科研不就是测几个数据吗？我总也不明白这跟‘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到底有哪门子关系，这扯得上吗？我也在国外呆过，那些科研人员还不是老老实实在实验室里呆着，看不出来有什么自由。我就不信，给点自由就能在《细胞》、《科学》、《自然》上发文章？就能拿诺贝尔奖？人家搞航天科学的也没什么‘精神自由’，神五神六还不照样飞上去了。咱们学校那几个总是拿自由说事儿的教授，也没看比别人多发论文啊，吃科研这碗饭，可是要拿成绩说话的。”

　　“解放前那倒是‘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完全是专家教授治校，政府除了划拨经费什么都不管。学生老师一天到晚就是撒开欢儿的示威游行闹事儿，政府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管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一管弄不好就是血案，成为千古罪人。老蒋不就是因为这威信扫地，最后还不是给赶到台湾去了。说实话，老蒋在学校里要是有个党委也不会这么狼狈，最后执政党还要向学校派特务、搞暗杀，真丢人。”

　　

　　虽说是高校衙门化，可实际上跟真正的衙门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的区别一是学校里教师和院长的关系、教师里讲师和教授的关系、远不像行政部门科长和处长的关系那么“有层次”，教师从根本上还是个体户。再就是高校没有政府衙门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敲诈的对象不多。我经常听到教师发牢骚，从根本上说就是权力分配太不公平了。一是虽然学校在招生、办班、征地、盖房、购置仪器设备方面也能捞点，但跟那些大权在握的公检法、工商税务银行、国土资源那些部门比还是差多了；二是那点能够进行权钱交易的事儿，如招生（主要是补录和扩招）、毕业推荐、，本来应该属于广大教师的，可如今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全让那些行政科室霸占了，只有少数专业（如艺术专业）才能捞点，学校内部的权力分配也太不公平了。

　　总体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已经被驯化，虽然个别人还有些野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我党绝对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驯化手段，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进化论中，“驯化”是指人类饲养培育野生动物使其野性逐渐改变并顺从驱使，通过驯化达到对野生动物的全面控制并为人类社会服务。驯化的方法就是在动物先天的本能行为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人工条件反射，是动物后天获得的行为。具体说就是在统一的信号指引下，使群体中每一个动物都建立起共有的条件反射，产生一致性群体活动。建立条件反射手段包括良性刺激（奖励）和恶性刺激（惩罚），说白了就是按照要求做有好果子吃，否则皮鞭伺候，最后达到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效果。

　　我党驯化时采用的手段是“奖惩兼用”。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毛时代的驯化，是以惩罚为主、奖励为辅。在伟大领袖看来，知识分子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没事儿就来点“脱裤子，割尾巴”，三天两头就得来点政治运动收拾收拾才行。时间长了，不但建立了条件反射，还让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对工农大众，则是主要实行精神奖励，“知识分子难受之日，就是工农大众开心之时”。看着知识分子撅屁股挨斗，威风扫地，焦头烂额，工农大众比吃了蜜还甜。

　　在后毛时代，则是以惩罚为辅，奖励为主。真正受迫害的是极少数，主要靠的是名利诱惑，听话跟党走，保证你名利双收。尤其我们这些搞实验科学的，需要使用实验室、仪器、试剂，这些资源如何分配，全是领导说了算，“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领导的支持”、“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说的是实情。得罪了领导，由于是事业单位，下岗倒还不至于，没有了政治运动，挨整也谈不到，只是从此后会处处受阻，根本不会有什么前途和发展。那感觉，“就象那哈密瓜断了瓜秧”、“就象那都塔尔闲挂在墙上”（摘自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之《怀念战友》），非常不是滋味。

　　动物驯化，特别强调早期发育阶段的驯化，从娃娃抓起，乃是这一行的常识。拿驯鹿来说，如果从产后吃初乳起即进行人工哺的仔鹿，其驯化基础都很好，长大之后在鹿群放牧活动中都是核心群中的骨干鹿。而产后接受母鹿哺乳的仔鹿，数日之后再想进行人工哺乳已很困难。这样的仔鹿在接受其它方式驯化，或在长大后的放牧活动中都表现出驯化基础较差，一般不能成为骨干鹿。

　　从跟帖看，自治区的网友大概认为我一定和自己的学生经常促膝谈心，说话时妙语连珠，学生还会得到什么启迪。事实正好相反，我很少和自己的研究生谈业务以外的事情，给他们的印象是“木讷”。刚开始招研究生的时候也这么干过，发现弊病有三：一是会无意中伤害不同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学生的感情。虽然作为学生人家不说什么，可留下内伤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二是一传十、十传百，“东方红太阳升，学校出了个反革命”，我成了学校的精神污染源，党委重点关注对象。如果再碰到爱打小报告的学生，岂不更是死定；三是毕竟他们也是从小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长大的（即袁伟时所说“吃狼奶长大的”），年龄虽然只有二十出头，但在国内的大环境下改变他们已经非常困难，完全是做无用功。沟通交流首先要彼此使用同一种语言，可这实际上这比学门外语轻松不了多少。找那个麻烦干什么？我至今仍保持诸葛亮出茅庐以前的本色，“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那“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的事情，干不了啊！

　　在饲养驯化学里，还有个术语“间接驯化”。与直接驯化不同，间接驯化是利用同种的或异种的个体之间在驯化程度上的差异进行驯化。例如，利用驯化程度很高的母鹿带领着未经驯化的仔鹿群去放牧，这是利用幼龄动物具有“仿随学习”的行为特点而形成的“母带仔鹿放牧法”。在放牧过程中又不断地提高了仔鹿的驯化程度。再如利用驯化程度很高的牧犬协助人去放牧鹿群，是一种很得力的工具，在人一犬一鹿之间形成一条“行为链”，会取得很好的放牧效果。另外，训练家鸡孵育野鸡，乌鸡孵育鹌鹑，水獭捕鱼，母犬哺虎，这样的成功事例在我国都己出现。简单说，“间接驯化”就是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如果说驯化的结果是老老实实做事，规规矩矩做人也就罢了，实际上不是，高校教师痞子化和商人化的趋势越演越烈。先休息几天，以后再说教师痞子化和商人化吧。

　　

　　注：“钱学森之谜”是温总理提出的。“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回复[10]: 看客 (2009-11-07 09:40:38)

　　国内的事儿，难说！（十一）

　　

　　金唢呐

　　

　　我党当家六十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可能是扎紧了篱笆，所以这一段时间翻墙特困难，我用在爬墙的时间，比我爬格子的时间还多。每次都得拿出“墙头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到头来还是爬不过去。即使偶尔成功，几分钟以后也会断掉，不知道其他国内网友是否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单位已经开始组织国庆期间“护路”了，就是每段铁路（大概是以50米为单位）都要有人看护，落实到各单位，一旦本单位所管的那段铁路出了问题，一把手就地免职，跟50年大庆时情况差不多。

　　说起当代识字分子，人们现在常斥之为“犬儒”，把当代识字分子所奉行的人生哲学，称为“犬儒主义”。胡平先生还写了一部专著《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http://www.fast-box.net/browse.php?u=Oi8vYm94dW4uY29tL2hlcm8vaHVwaW5nLzM3NF8xLnNodG1s&b=13 ），其中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等问题的多篇论述。由于身在国内，再加上专业不同，胡平的大作（甚至被称为“牛作”）无缘拜读，但里面关于“犬儒”的主要论述还是看到了（http://www.cs.mu.oz.au/~jhua/article/china_cynicism.pdf ），我认为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用来形容当代知识分子还是不够贴切。尽管对书中对“犬儒”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在很大程度上，胡平把犬儒主义等同或近似等同于政治冷漠病。《犬儒》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中医有“心主神志”的说法，那实际上说的是“心主血脉”，而血液又是神志活动（即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所以民间就有了心情、心意、心思、心愿、用心、小心、担心等词语，成为人们的习惯语言。啰嗦了半天，我只是想说明，人们常说的人心，其功能应该与脑近似，是思考。而燃烧、沸腾的重任，似应由肾上腺去承担，而不是心脑应尽的义务。中国识字分子的问题不是“人心熄灭还是燃烧”的问题，而是“心脑残缺”的问题。若是先思考、再重新燃烧当然最好，可怕的就是不思考就燃烧，还不如这么熄灭着。

　　人心熄灭、燃烧，这话人家说得挺自然，到我这儿怎么说的这么别扭，而且越解释越不通。我本来想澄清概念，没想到绕来绕去把自己给套进去了。就跟人们常说的那个笑话一样：一位笨婆娘在家缝被子，结果缝着缝着，发现把自己缝在了被子里面出不来了。女儿在外边和面准备包饺子，面硬了加水，面稀了加面，来回几次，面太多了，盆里放不下了。当娘的气的直骂闺女：“笨死了，和点面都不会，我要不是把自己缝在被子里出不来，非给你两记耳光不可！”门外当爹的听见后急的直跺脚：“要不是老子扁担横在门框上进不去，我早就进去揍你们这俩个笨蛋了”

　　诸位网友尽管抡着扁担上，只是要竖着扁担进来呦。

　　闲话少叙，还是言归正传吧。

　　以后胡平先生又写了篇回答读者的《对犬儒主义的一点说明》。在《说明》中一开始就提到：

　　“翻开英文词典（牛津的也好，韦氏的也好），或者是中国人编的英汉词典（不论是大陆出的还是台湾出的），关于犬儒主义、犬儒，都会有两条解释，一是说它指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该学派认为德性是唯一之善，自制是达于此善之唯一途径。另一个意思是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讥诮嘲讽，等等。现代人说犬儒主义，一般均指后一意义。”

　　如词典所示，早期的犬儒主义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这个时期犬儒派哲学主张是清心寡欲，克己无求，独善其身，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还有个关于早期犬儒学派大师狄奥根尼的故事。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而且狄奥根尼还曾经提着灯笼在城里到处游走，逢人便说：“我正在寻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显然，当代中国的识字分子和早期犬儒主义的“清心寡欲，回归自然”、“克己无求，独善其身”没什么关系，而且建国以来一直被高校识字分子视为大忌，无论和毛时代的“知识分子要投身火热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还是现在的“有钱不赚王八蛋”、“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捞外快不富”都格格不入，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人生哲学。建国以来，中国识字分子从来就没有清心寡欲过，毛时代都想当积极分子，而现在关心的则是怎样以最快的速度积累财富。至于说到提着灯笼到处寻找“真正诚实的人”，六十年来中国缺的就是这玩意儿，“世界上怕就怕‘诚实’二字，共产党就最不讲‘诚实’”。总起来说，现在高校识字分子，都在自觉和这种早期的“犬儒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摘自毛主席语录）

　　至于敢对今上说出“别挡住我的太阳。”，则更是中国犬儒根本不能想象的事儿。就拿前一段出镜率甚高的国学大师文怀沙来说，文老一生最得意的就是曾经稳准狠地拍着过领袖的马屁。文老经常吹嘘的是在十三陵水库和毛主席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张合影，“我见拿来的毛笔（为毛主席题词用）还没有开胶，便用嘴含开；没有预备研墨水，我便顺手拿了瓶汽水代水研了墨。毛主席挥毫写下‘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在场的记者，激动地拍下了这“历史的瞬间”。脱靴、研墨，这本是高力士的绝活，居然被国学大师玩得得心应手，还到处吹嘘。如果在木桶里晒太阳的中国犬儒，碰到狄奥根尼那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会说：“您就是金色的太阳，您比太阳更加温暖和明亮。太阳上山又下山，亚历山大的光辉思想哟，永远放光芒。”哪怕放在今天，也得来两句“纵做鬼，也幸福。”之类的句子吧。

　　到了后来，据说这西方的“犬儒学派”应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逐渐“走向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早期的犬儒是愤世嫉俗，是理想主义，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后期的犬儒放弃理想、放弃追求，是玩世不恭，是彻底的无理想主义。“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这里也有一则是关于犬儒大师德勒斯的故事：某富翁送给德某一笔钱，他收下后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现代“犬儒主义”在西方完全是个贬义词，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后期的“犬儒”，倒是和现在大学里的识字分子还沾点边，但好像还是不能完整、准确地勾勒出他们的形象来。“犬儒”是当年美国美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俄国人》一书中，形容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知识分子在激情退去以后的精神状态。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于俄罗斯的父亲斯大林的种种劣性被披露，导致理想主义破灭，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回忆录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社会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在书中引用一位苏联高级编辑的话，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但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一直还怀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

　　这和中国80年代末的情况确实有些相似，但今天还不完全是这样。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中国目前的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当今俄罗斯共产党人总结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加上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是一条非常正确、大有前途的道路，或者说是中国只能选择的道路。尤其是在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后，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是没有人相信，而是有相当的市场。胡锦涛的“不走西路、不走毛路（即不走邪路，不走老路）”不但获得了大部分当权派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如果现在搞个民意测验，是走毛路、西路还是邓路，尽管不少人怀念毛泽东（实际上那是阉毛、骟毛），也有人向往西方社会，恐怕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现在的道路最符合中国的国情。

　　前几天万润南先生转的那个御用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讲话视频，我粗略看了一下，和我们学校经常听到的讲座、报告的内容差不多，你可以说他是抬轿子、吹喇叭、拍马屁，但必须承认这里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他的真情表露，不完全是为了讨好当局和听众。中国人追求的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而是中国式的“幸福”。即端起碗来敞开肚皮吃肉，放下筷子蒙面上网骂娘，再经常有个“两弹一星”、“神五神六”、“奥运”、“世博”撑撑门面，最好再对付个诺贝尔奖，图的不就是这个么？

　　而民间对犬儒的理解，最能体现本民族特有的“不界定概念”、“模糊思维”的优良传统，“愚者见愚、蠢者见蠢”（此处“愚”指愚昧ignorance，“蠢”指蠢笨foolish）。众人对“犬儒”的共同认识是“有知识的狗”或者是“有学位、有职称的狗”，有的干脆理解为“狗大师”。而狗的概念，一部分认为是“狗通人性”，实际上就是狗乖乖通了人类的奴性，犬儒就是奴才，给块骨头跟着走，不问政治，只看利益。而另一部分则认为犬儒是有知识的“朝廷鹰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甚至还有毛左理解犬儒就是“桀犬吠尧”，也就是我上篇中谈到的佛教中的“谤圣贤”，在毛左看来，犬儒就是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死后应该下第一层“拔舌犁地狱”才解气。

　　如果和国内大学的识字分子们打交道多了，就会感到他们身上确实有点跟西方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具体说就是有点痞子味、商人味和小市民味。如果是女性，往往还要夹杂点地道的家庭妇女味。这里所谓痞子味是指缺乏修养，没有思想，缺少良知和道德；商人味就是铜臭味儿，一切都要算计，斤斤计较，唯利是图；小市民味就是情趣鄙俗，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整个大学，就是一“三味书屋”。即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辈，也多少透着点这种气息。谁要是和国内合作搞项目，碰到除了专业之外不知谈什么好的情况，像小小衲一样，碰到谈什么话题都“思维混乱、没有逻辑、不讲道理”，而且又特别能战斗主儿，那么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千万别来什么“思想交锋”、“智力碰撞”，那事只能在网上干，在现实中会伤感情的。不如来点“心灵交流”，就是谈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不行再来几个段子，讨论一下养生知识，作用如同《国际歌》是无产阶级的通用语言一样，保证会拉近彼此的距离，被人视如一个战壕的战友。

　　

回复[11]: 看客 (2009-11-07 09:41:14)

　　国内的事儿，难说！（十二）

　　

　　金唢呐

　　

　　这痞子味、商人味和小市民味合在一起我感觉就是市侩味。与其说识字分子害了“犬儒病”倒不如说是害了“市侩病”。我怕拿不准“市侩”这个词的含义，污蔑了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识字分子，特别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是从“谷歌”、“百度”上搜来的对“市侩”一词最权威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解释：

　　“市侩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唯利是图的奸商’。随着时代的进步，市侩也可以理解为‘唯利是图而不遵守市场规则的商人’，见利忘义。现在又指政治上随波逐流，道德上虚假伪善，作风上粗鄙庸俗。”

　　“市侩和市侩主义，可以说是现在人类社会的“阿米巴”。市侩主义者是软体的，会变形的，善于营钻，无处不适合于他的生存。他有一个核心，包在软体黑面，这就是利己主义，也就是无处不于他有利。这核心是永远不会变，包在软滑的体子里，也永远碾不碎。核心也是软滑的，可是坚韧。”

　　“市侩主义首先以聪明、灵活、敏感为必要。市侩主义者不仅心机灵活，并且眼光尖锐、准确，手段高妙、敏捷：凡有机，他是无不投上的，凡有利，他无不在先。然而一切都做得很恰当，圆滑，天衣无缝。一切看去都是当然的，没有话可说。”

　　

　　这段解释很有点于丹的风格，估计是于丹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写的，完全能反映当今大陆学者的水平。抓住一点肆意发挥不说，里面还净是些狗屁不通的地方。比如“唯利是图的奸商”怎么就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变成了“唯利是图而不遵守市场规则的商人”？这时代进步在何处？而且时代没有进步之前，奸商囤集居奇，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就一定要遵守市场规则？还有像“软滑的体子”、“软体黑面（估计应该是“里面”，可能是作者笔误）”更是令人不知所云。

　　抱着好奇的心情，我又又检索了“市侩主义”和“现代市侩主义”，看看“随着时代的进步”，于丹的师兄弟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结果简直就是不忍卒读，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识字分子的搞笑活动，把搞笑活动推向了顶峰。我随便摘一段放在下面，全文我放在跟帖里，如果谁觉得生活不开心，保证能博您一乐。

　　“但市侩主义者所以是顽强，坚韧，还在于他对于一切都可以不固执，都可以客气，漂亮，让步；惟其如此，他对于利就能够永远地执着。他是永远都在打算的。他和‘犹太人’一样顽强，坚韧；但他自然比‘犹太人’大方，更漂亮，更聪明，而且他更有礼貌。”

　　综上所述，虽然笑料百出，但这些哲学家们的意思我基本上还能明白，用“市侩”基本能概括当代识字分子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做到让众人“没有话可说”。而且据作者介绍，“现代市侩主义思想和思潮产生于上个世纪末的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大概10余年时间。产生的主要地点是中国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中。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中国整个北方区域和新崛起的小康人群为社会主体做依托。”看来用“市侩”一词形容当代识字分子，大抵是不会错了。

　　前一段季羡林先生去世，我虽然谈不上什么悲痛难过，也没有前去参加号称几万人的告别仪式，凡是碰到“人头攒动”的场面，哪怕是在争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都要自觉退避三舍。出去旅游也是一样，风景再好的地方，只要看到黑压压一片后脑勺就闹心。尽管没去凑那份热闹，可对于季老的去世，我确实还是感慨了一番。季羡林的研究领域是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做的那些学问非常冷僻，他研究的这些鸟语，属于“此语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据复旦大学教授、季老关门弟子钱文忠讲，现在全世界懂吐火罗语的，也就三四人。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识字分子，不光对他的学问一无所知，甚至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有中国人去研究这些学问。

　　在这些“鸟语”研究领域，季老到底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恐怕只有那仅存的“三四人”去评价。季老也谈不上什么大师，他自己也曾经专门撰文，几乎是含泪恳求摘掉“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并诚恳地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准确地说，季先生也就是一个还部分保持民国文人的本色、一直坚持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甭管学问做大做小，基本不骗人，不蒙事儿，不追风，也不没事儿就想着收钱，多少也还有些良知，有自己道德底线，做错了还知道反思和忏悔。人家提倡振兴儒学可是从自身做起，起码儒家“修身”这一条就做的不错，从他孝敬婶母这一条来看，“孝道”也做到了，就这种知识分子，在大学里还真不多，确实让人怀念。

　　我感慨的是，季老一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混子较少、学者较多，骗子较少、傻子较多的大学时代彻底结束了。特别要说明一下，本人也未能免俗，也是混子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就从做学问来看，季老40年代的博士课题就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一直到了21世纪，还在鼓捣梵语语法这些玩意，就这一点，就绝不是现代识字分子们所能够想象的。虽然季老多少也涉及些政治，但毕竟跟完全放弃人格和尊严，向统治者献媚的“京城四大不要脸”（周一良、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四人）还是不一样，跟现在那些“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识字痞子们更是判若云泥。比如季老几次在谈话中提到现在是“盛世”，这是人家人生90年纵向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跟吹牛拍马、讨好当局是两回事儿。

　　知识分子痞子化，应该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他老人家生前最担心的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放下臭架子”，不肯“斯文扫地”、“滚一身泥巴，练就一颗红心”。毛主席回眸应笑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痞子下夕烟”。放眼望去，大学里就是个“痞子国里尽朝晖”。不过和毛主席当年希望稍有不同，毛主席希望的知识分子“放下臭架子”后参加他老人家发动的痞子运动，而现在识字分子们却是“放下臭架子”吃喝捞钱。

　　现在识字分子几乎是毫无尊严，这可能还是跟曾经自己糟蹋自己有关。在毛时代，经过历次运动终于是知识分子们认识到自己是有原罪的，必须通过改造来赎罪。民国文人中，最具悲剧色彩的还是郭沫若。平心而论，郭老解放后造孽并不多，多数情况是痛打死老虎（甚至包括古人）来表忠心，跟那些整人的党棍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郭老官拜副委员长，说起来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人们一口一个郭老的叫着，但在我党看来，不过是利用改造的对象。罗瑞卿的女儿在回忆录里提到：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上演时，在场的一位将军半开玩笑似的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那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她回忆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辩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为了赎罪，对毛主席，郭老不但是赤胆忠心、肝脑涂地，甚至声称自己在1949年前的作品都是垃圾，应该烧掉。

　　郭老对毛主席的了解程度，确实超过常人，他的做法也不同于常人，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郭老“果然一大观”（1961年郭沫若登大观楼即兴题诗，第一句就是“果然一大观”）。如果郭老活到今天，可能还会是毛左阵营的领军人物，唯有如此，才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最令人诟病的乾隆皇帝的马屁文人纪晓岚，万寿无疆之类的马匹话没少说，可也没干过糟蹋自己学问的事儿，最多也就得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把书中每页的故意写个错别字，让皇帝“御览”时发现，表现一下皇帝的高明，觉得大学士们也不如我。如果乾隆没有发现，校勘人员也不敢改正，遂成为“钦定本”，后来成了《四库全书》的一大荒唐，人家最多也不过如此。不像郭老，故意写出大量垃圾诗，以示不但政治上臣服领袖，而且业务上也甘拜下风，让猜疑嫉妒成性的暴君放心。

　　本人才疏学浅，还不知道历史上有通过故意糟蹋自己的学问来取悦统治者的，像“麻雀麻雀你真坏，今日战火朝你开”，连我这诗盲读起来都脸上热辣辣的，郭大才子、新诗的领军人物会不知道？偶尔恶心一下自己并不难，难的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还整本整本的诗集出。我文革时曾经反复拜读过《百花齐放》诗集，里面有些还能句子现在还能背诵，像《芍药》：“人们都贬谪我们是‘花之奴’，我们却不愿受这样的污辱。我们委曲地不知过了多少年，如今是奴隶翻身，人民作了主。”还有像《死不了》：“我们是昔有，今有和永有的花草，我们的名号稀奇，就叫着‘死不了’。…我们依然是永远死不了，生命的力量大过原子弹、氢弹。”真是奇了，“三百千千”上的东西一点也记不住，这种烂玩意儿却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想忘都忘不了。当年一下乡就到处寻找“死不了”，别人都以为我害了什么“死不了”强迫症。而郭老对伟大领袖的如此忠心，换来的却是两个儿子郭世英和郭民英，一个被伟大领袖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另一个自杀。

　　所以啊，什么他妈的政治、国家、领袖、人民，全他奶奶的是假的，只有实实在在吃到肚子里才是真的，实实在在捞点银子才是真的，现在大学校园里听到最文绉绉的一句话就是：落袋为安。

　　我在八十年代初，确实还真接触过几个民国期间毕业的知识分子，以后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工农兵学员、77、78届的，以及70后80后的后生，包括不同年龄段回来的海归，更是一天到晚打交道。无论从人品还是学问，真是感觉新旧社会两重天。蒋介石曾挽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此联堪称精当。由于年轻时受香港左派文痞写的《金陵春梦》的影响，原来我一直认为郑三发子只会来几句“娘希匹”，没想到老蒋也能写出这么漂亮、这么精辟的句子。其实不光是胡适，整个这一代海归文人，哪怕是留在大陆的，只要是远离政治，很多人身上都还可以依稀看到一点这样的影子。

　　最近文怀沙吹牛皮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除了伪造年龄和右派经历外，众人主要是认为文大师学问与头衔不匹配。他的头衔有 “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六人、国学大师、活屈原、当代孔子”，多的令人咋舌。而如此大师的学术成果，文怀沙最近发表了一个郑重其事、惜字如金的200字声明，谈到自己的成果“有书为证”：“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一般说来，凡国学大师，必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有所建树。在没看到文老声明之前，只见这位“文苑风流美髯公”经常在电视里露面，手舞足蹈地吟唱两句《楚辞》中的“美人兮！芳草兮!”；再不就是挥毫泼墨，来两笔“直逼魏晋”书法，念叨几句“书观自在”的理念。除此之外，还真不知道这位述而不作、自称为“文子”的老顽童有过什么著作，为儒道释哪一种学问做出过贡献。其实光看这半文半白、似通非通的200字声明就知道这老家伙肚里墨水有限，恐怕也没什么文字训诂功力，光是“后贤”与“子孙”、“约”与“近”都搞不清爽，连我这绝对而非相对的文言文盲都蒙不过去。

　　文怀沙的学问确实不咋地，放在过去，也就是个三流或不入流的文人。不过实事求是讲，在解放后的中国，大师不大师不敢说，文老在中国高校对付个国学领域的博导还是绰绰有余。相当一部分博导，尤其是兼有行政职务的博导，除了没有在劳改队呆过以外，和文老的混混经历都差不多，学问可能还不如文老。起码文老以90多岁高龄，不带笔记本电脑，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也能对经史子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说上几句，在外行面前也还不至于不露怯。而且像文老这代人，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把小时候学过的东西随便胡诌几句，愤中愤青听起来就是学问，就是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肃然起敬。

　　与那些“官导”（即有官衔的博导）不同的是，文老行走于江湖、靠的是媒体，而“官导”混迹于官场，靠的是权力；文老捞钱靠的是出镜费和润笔费，大概一幅字要1-2万元；“官导”捞钱靠的是审批费、鉴定费，狠点的一次差不多也能捞这个数；文老出镜靠的是“美髯飘飘”，“官导”们出山靠的是官衔关系。至于那“约近一亿四千万言”、“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的鸿篇巨制《四部文明》，已经有报纸揭了老底，说是十五，十一五的项目，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找钱拉人，找一帮后生仔翻印自己也看不懂的古籍。这套书是在人民大会堂首发的，荣誉主编当朝宰相朱镕基，还有一大批领导当编委、顾问，全套书定价8万8，个人根本不可能买，不是图书馆收藏，就是领导用公款买来放在后边玻璃书柜里，“买书不看当补壁”，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和办公桌上的党旗国旗一起生辉，表示又红又专，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

　　不过，我还真看不出文老的做法与现在流行的各种“鸿篇巨制”运作方式有什么不同，现在连出套科普丛书都要把“党和国家领导人”挂上，人家200卷的古籍挂上个把官员，实在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所知道的那些搞文科的博导，对搞这种“鸿篇巨制”都很向往，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纪晓岚那样当个“总纂管”，拿下教育部或出版社的大项目，弄出一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来。道理很简单，当初《四库全书》的底本抄写用了好几千人，最初由保举而来，以后又改为考查法，根据字迹端正与否，当场择优录取。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在今天干这事儿要简单得多，纯粹是个力气活，像文老的《四部文明》编纂班子，据说连个大学生都没有，文老拉出目录来，然后找个文化人指挥一帮高中毕业生在那做PDF。

　　现在的博导干这事儿一般程序也是这样，随便整个目录，然后交给研究生干，懒一点的连目录都可以让研究生去选。研究生忙不过来可采取“母鸭带小鸭”的办法，由研究生带批本科实习生，每天中午给个便当，再三天两头地拿“太阳像金梭，月亮像银梭”之类的励志话激几句，不行再拿“学位”威胁一下，保证学生们个个干起来屁颠屁颠的，最后没有干不成的（以后我还要给诸位介绍一下，中国现在的不少博士硕士基本功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干那些boring的活儿）。将来出版时还不愁销路，名利双收，弄不好还可以传世。若出版后像《永乐大典》的遭遇那般，再被大火烧一把，作者更是比中六合彩还兴奋。

　　

回复[12]: 看客 (2009-11-07 09:41:43)

　　国内的事儿，难说！（十三）

　　

　　金唢呐

　　

　　这一段时间家里出了点事儿，一天到晚往医院跑。国家也整天算计着庆祝“六十甲子”，反复强调来之不易，给人的印象是“共和六十古来稀”。若光是十月一日热闹一下也就罢了，提前两个月就开始折腾，动辄封路演习，人为造成首都交通堵塞。组织这种大规模庆祝活动难度非常大，这么多人必须提前入场潜伏进去，光是上厕所的问题就不好解决。据说老一代被检阅官兵给新一代做动员报告，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幸福多了，可以用“尿不湿”尿布，我们那时候就得往自己裤裆里尿啊，反正距离远，谁也看不出来，更闻不到味儿。

　　这十几个亿砸进去，效果如何呢？还是那句话，在外国人和少数国人看来这是“又将荒唐演大荒”，是乱花钱。日本人有“昭和三大马鹿”（马鹿=八嘎）的说法：大和号战舰、青函隧道、整备新干线（伊势湾干拓）；另有所谓“世界三大马鹿”的说法：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日本的大和号战舰。意思是说建造上述东西都属于花钱买面子的傻事，“驴粪蛋表面光”，或者说是花大钱办了小事，统统马鹿地干活。这只是日本人的说法，见智见仁，不一定对。

　　这昭和马鹿和世界马鹿都提到的大和号战舰，我还得简单介绍几句。大和号战列舰别名“大和饭店”，是当时日本按照“数量不足，质量弥补”的既定方针（还是过去方针？），企图以单舰的质量优势来抵消美国的数量优势。迷信大舰巨炮制胜论的日本海军对它的期望值很大，认为凭借像“大和”号这样的单舰威力就可驰骋太平洋，与美舰队抗衡了。山本五十六也曾经因坚决反对建造大和号，在战后被日本人民所怀念。大和号是当时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火力最强、装甲最厚的战列舰，被誉为无坚不摧、固若金汤的海洋钢铁城堡。1941年建成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长期停泊于特鲁克军港无所事事。大战末期，大和终于被允许参加“天一号”作战计划，此时日本海航力量早已凋零殆尽，失去航空掩护的大和号被美国人当作海上移动靶标打了个过瘾，最后被击沉于冲绳附近，标志着帝国海军从明治建军起的70余年历史宣告结束，“日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梦想彻底破灭。

　　这中日两国确实有相似的地方，光是从“大和号”的命名就看得出来：“大和”这个名字来自古代日本畿内五国的大和国，也是日本人对自身民族的称呼。毫无疑问，这艘巨舰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家的骄傲、民族的自豪，跟中国人命名“神州号”内燃机车、豪华游轮基本上是一个思路，连神舟飞船也是取这个谐音。不过我觉得中国人比日本人聪明，从来就没有因为自己有了“两弹一星一舰一艇一机”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既然咱们的家伙都这么好使，怎么也应该收复点失地回来。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先不去管它，起码那些五十年代还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国领土，总该拿点回来吧。这缅甸占领的果敢就算了，毕竟是六十年代我们赏赐给人家了。但这印度霸占的藏南，菲律宾、越南霸占的南沙群岛，都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因超级愚蠢而导致的失误，毫无争议可言。哪怕象征性地用“一舰一艇一机”比划比划，表明一下态度也好。

　　可是咱得承认，领导就是领导，人家考虑的比咱们全面，知道一旦战争打起来，给了“超级大国”参战的借口，那“两弹一星一舰一艇一机”，包括它们的建造发射基地，和“大和号”的下场不会有任何区别。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些玩意儿都严格限制使用范围，主要供参观学习用，在阅兵式、演习中可以用，但决不在战场上使用，不让号称“正义之师、民主之师”的西方国家有制造借口发动战争的机会。哪怕留着给自己用，也绝不对外使用。那“两弹”，不知道咱们核试验以后还有没有，我看弄不好就是留给“西安以东”享用了。

　　这次甲子庆祝活动，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国人还是非常开心的，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了一把，“扬眉吐气”地屹立了世界一回。网友说的有人不愿意参加游行只是少数，大部分参加回来的人都很兴奋，估计以后又会用自己用过的尿不湿教育后代。十月一的时候我回家探亲，上午开车上街，平时拥堵的街道非常畅通，爽的我几乎把油门踩到了底儿，惹得街道两侧人们怒目而视，以为整治交通秩序活动刚过，飞车党飙车族又开始行动了。据说街上人少的原因是因为都猫在家里看电视，我看说的不错。起码我的家人几乎一整天都在看电视，上午是“大阅兵、大游行”晚上是“大联欢”，对着屏幕兴奋不已，看来这钱花的一点不马鹿。

　　修长城是马鹿？大概也没有中国人会这么认为，这60年来咱们的民族脊梁就全靠它支撑着。这“经济唱戏”也不得了，尤其是为创汇做出了巨大贡献。看来孟姜女的老公们还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即使长城算是“马鹿”，和后面的“小高炉炼钢”、“消灭麻雀”、“破四旧”比较起来，恐怕也是纳米马鹿见宇宙马鹿。我曾经当众介绍过日本人“世界三大马鹿”的观点，听者无不义愤填膺、摩拳擦掌，甚至还有人表示，如果日本人敢当着他的面这么说，非揍他个小鬼子灵魂出窍不可，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马鹿。

　　

　　还接着写我这个系列吧。这个系列，还是当初响应旺坛宝小小衲的号召开始动笔写的。我想，大概包括小小衲在内的海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侨胞们，最关心的就是当前国内如何搞教学科研。学校贪污腐败如何，搞科研是否造假，怎样造假，到了什么程度。

　　腐败的事儿，我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贪污腐败，再就是学术腐败。前者和其他行业差不多，学校征地盖房那么凶猛，说里面怎么纯洁根本不可能，“盖起一片大楼，倒下一批干部”的事情在高校同样存在，光是我们学校基建处长已经抓了两个。不过这里面涉及的人毕竟有限，跟学校大多数人都没什么关系。如果按通常的做法，“隔一个打一枪”，肯定会冤枉大批人。而且，据我的观察，即使是大学的“职能部门”（即各处室），与政府部门比，胆子还是小了点，步子还是慢了点，思想还是欠解放了一点。

　　人们通常说的学术腐败，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借着搞学术的机会，搞女孩子的肚子，敲诈学习对象的钱包，或者利用学术权威的身份，贪污受贿；二是学术造假。前者虽然听着邪乎，可实际涉及的人数并不多；而后者则完全适用于民间流行的那句“排成一排一枪打一个，难免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打一枪，肯定会有漏网的”。

　　像前一阵老芦转的那个大学教授和院长搞自己研究生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属于个案。据我了解，这种情况主要涉及两类人，一是艺术专业的教授，再就是少数变态或是胆大妄为之徒少数。艺术圈子的人本来就“浪漫”，无论学生还是老师，谁也不拿这当回事儿。真要是在这方面装孙子，还要受歧视。艺术专业的录取考试，文化分数过线以后，“面试”就是决定的因素（篡改自毛主席语录）。这当场表演实际上就是印象分，弹性极大，全凭场下关系和印象。特别出色的不用动这方面心思，水平差不多的可真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否则就悬了。

　　前一段，媒体披露的音乐学院黄教授，博士录取中收取某音乐女郎钱色一事，跟当年湖南农村的痞子运动传到了城里一样，引起学校识字分子大哗。我细品了一下，真正进行道德谴责的不多，智力嘲笑倒不少。有道是，这黄教授已达古稀之年，是个退休返聘的教授，也不是什么特大的腕儿，就是利用点余热凑合再混点博导津贴，本身就是看人脸色的奴才，决定招谁轮得到他说话么，收人家女孩子10万不说，居然还外带雨疏风骤。呸！就这么个退休返聘教师，他也敢，他也配！

　　除了少数变态或是胆大妄为之徒，一般来说导师都不愿意收受自己的学生财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或者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道理早已经深入人心。一个研究生导师，能有什么道行，能给人家解决就业的事儿么？至于说男博导睡女博士的事情更是少见，国内现在有这样的说法，人类的性别有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老大不小还鼓捣电流电压、瓶瓶罐罐的女孩子，还会风情万种？这种人顶多就是“闷骚”（流行语，即表面上很闷，实际上很骚），谁会有兴趣。

　　坛子里如果有女博士，说了这么伤人的话，实在对不起了，我只是叙述校园里流行的一些说法，我个人丝毫没有歧视女博士的思想。

　　对于大多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识字分子来说，研究生现在基本上是“求大于供”。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大部分硕导都招不满（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临床专业，尤其是大内科外科，录取率都是几十比一），不是学生求导师，而是导师求学生，哪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尤其是我们这种专业，早就开始求大于供，我每年的研究生招生名额是三个硕士、两个博士，从来就没有招满过。多年来门下都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还算是不错的，还有不少是空头导师，也就是有硕导博导资格可从来没有招过一个学生。基础科学专业国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如果没有大量的中国研究生，恐怕就得“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是八十年代末一本小说的名字，请教一下，这里的“或”是什么意思，或者？有的？即？）

　　现在都说研究生导师收红包，那主要是热门专业，毕业后可以找个好位置，或者是名导，靠着导师的关系和名气可以受用终生的，属于提前投资性质。要不就是分数不够，需要导师去周旋，给的是“活动经费”。还有就是挂名拿学位的，一般是干部或者医生，需要找替身干活，这种情况下要有点说法，或者送钱，或者给跑项目。

　　就我个人来说，研究生也招了好几年了，给我送钱的事情只碰到过两次，两次都是五千元，是研究生家长送过来的。他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皮肤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脸上的周围都跟刀子刻上去的一样，说是要按照农家的规矩办事。他们力气大得出奇，经过几次推让，胳膊腕子险些被这握锄把子的手掰断，最后还是推不出去，不得已收下了。研究生入学后以后我问清楚孩子们没有电脑笔记本后，我买了五千多元的电脑笔记本送给他们，这玩意儿反正将来用得着，年轻人早晚也得买，这才算了了一桩心事。并告诉他们对老师最好的报答就是多出论文、早出论文、出大论文，咱师徒俩将来都用得上。至于“道德制高点”是万万不敢占据，“做学问先学做人”之类的话更是连提都不敢提，生怕人家背地里骂我虚伪。

　　研究生送钱虽然虽少见，但送礼的事儿倒是极为“稀松平常”。研究生空手来报到的很少见，多是要提些“束脩”之类的礼品。我的研究生因为都是来自农村，通常是大包小包的扛着上来，看着量不少，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大都是红薯核桃花生大枣杏仁，或是由此制成的“条”、“片”、“精”、“晶”、“露”、“汁”之类的土特产。这还不能全怪商品经济，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论语•述而》里说过一句话：“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束”，就是10条一捆的物品；“脩”，就是加过香料的风干肉。因此“束脩”实际上就是一捆干肉。以后，这“束脩”就成了拜师礼物的代名词。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有人自己给我送来10条肉脯，我孔老二没有不教他的。”

　　这国民性实际上都是文化传统、自然环境、政治体制的产物。这文化传统、政治体制自不必说，这个话题在本区已经翻来覆去讨论过多次了，谈烂了，再谈就显得落伍了。而这自然环境，去过欧洲的网友都知道，欧洲那些小国根本不可能搞什么自给自足，必须靠航海、商业、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动粗的就是战争、掠夺。所以西方人只能通过法律、契约，通过大家共有的价值观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陌生人打交道，哪有什么面子、感情可言。

　　而几千年来，中国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经济，大多数人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在一亩三分地里土里刨食，这样就可以生存。所以不管现在从事什么职业，中国人骨子里都是农民。农耕社会人口流动性非常小，祖祖辈辈一个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用在调节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面子、关系和感情，还有孔孟之道所规定的道德伦理，最后往往还要通过权力来裁决。

　　前一段我的一个亲戚来国内做奥运志愿者，他12岁出国，汉语还说的不错，据说是因为父母做出硬性规定，只要一进家门就不准再说英语，否则就一个巴掌抡过去。其中的原因不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留住中国根。最主要的还是两口子都是30几岁才开始学英语，词汇有限。应付个实验室工作没什么问题，但远没有到应用自如的程度。一旦孩子丢掉了汉语，以后就没有了可以跟孩子交流感情的语言。

　　小伙子对中国的印象还可以，就是不习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平时总黏糊在一起不说，大家在一起没完没了的请客喝酒，而且从来弄不清是谁掏钱、为什么掏钱，他几次去付自己那份，都被别人笑话。他不去吃觉得不合适，但又总觉得这么吃人家的不对劲，很苦恼。反复问我为什么不能实行AA制，他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中国人都知道，找个机会或借口，找个档次相同的饭店，回请一顿便是。至于AA制，这就是农耕社会的AA制。商人浮梁买茶去、海员出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能否回来都很难说，所以有必要当场了断；而农民大多数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不出村，所以没必要当时算清。

　　以前研究生出国，经常到我这里咨询：应该给国外导师带什么束脩。我的答复是，西方人么，可以带点小玩意儿，去日本可以带点土特产，比方说，稻香村的糖果糕点。通常可以带两盒，教授一盒，剩下那盒放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一人一口酥”。日本人“土特产”的概念似乎和中国人不太一样，出差归来，说是带来点当地的土特产，实际上就是从当地买盒点心，放在办公桌上，大家一起品尝。不管实际味道如何，众人都一定要做出垂涎三尺、八辈子没见过点心的样子来。

　　后来人家不找我了，据说因为上了我的当。说是同去的留学生送的礼都比我说的重，而且洋鬼子对中国人的做法已经慢慢习惯了，也没说什么也就收下了。不仅没有被吓得面如土色，而且还夷颜大悦，并因此断定日后必有好处。那几个去日本的更是叫苦不迭，说带去的“土特产”也就是当时给人夸几句，“酒肉穿肠过”，后劲不大。尤其是那盒给教研室的“一人一口酥”，针对性不强，违反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擒贼先擒王的原则，一人一口不如塞满某人一口。同机去的同胞是给日本教授带去一枚刻着教授名字的石头狮子图章，明明是路边店花十几元刻的，可非要说成艺术大师的作品，把鬼子哄得找不到北。以后教授盖章的时候，还要介绍几句图章来历，还说这狮子嘴必须冲外，不能对着自己，还说这是中国的习惯，更激起我的这个学生仇恨满腔。而且人家非常沉痛地告诉我，有些错误损失是可以挽救的，但这回完了，因为图章人家只用一个。

　　所以，现在出国前咨询“束脩”方面的事情，再也没人找我。不但如此，连回国该带点什么去打点“方方面面”，也没人来问我，人家嫌我这方面的知识老化陈旧。我那时回国成年男性给香烟，女性给丝袜，孩子给块橡皮就挺高兴。据说连老师看着都眼红：擦得干净不说，用上半年也不会老化，而且拼命擦也不往下走，出泥率极低。再早还有带方便面的，全家人围坐一起，方便面的香味到处飘散，绕梁三日，那种幸福喜悦绝不是现在人们所能够想象的。

　　

回复[13]: 看客 (2009-11-07 09:42:29)

　　国内的事儿，难说！（十四）

　　

　　金唢呐

　　

　　现在大学教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实事求是讲，现在的大学老师比80年代初我毕业的时候那些人业务熟练得多。现我记得我刚到教研室的时候，有很多老师干了七八年，居然连教材都没有讲过一遍。那时候班少课少，每年讲上两章，多少年才能讲完一本书。而现在如果在学校工作5年，至少整本教材得讲上10遍。科研也是一样，凡是能招研究生的教研室，每年都可以做些科研，发几篇文章。那些文科教研室则不管老幼，每人都有著作。如果是经常翻阅英文杂志的科研匠肯定会知道，最近几年，英文杂志上中国人的文章是不断翻番，而且在高水平的英文杂志上，如《Cell》、《Nature》、《Science》，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了。再过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国人说不定还会成为常客。

　　我的总体感觉是有民国教育背景的那些老家伙，水平确实要高出一截，剩下的这几拨人都是一球样，开始我被那些“1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1949—1966）”培养出来的那帮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接触多了，觉得好像还不如77级以后的大学生。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而且卓有成效。那些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Cell》，在2004年以前和国内的研究人员完全无关，现在也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了。各大学现在都是定期不定期的开“SCI、EI和ISTP论文”动员大会，“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申报讲座”，定期表扬“课题大户”、“论文大户”。科研获奖和SCI论文数成为大学明确追求的目标，重奖政策十分到位，发表在《Cell》、《Nature》、《Science》的论文可获百万元奖励。而且学校还不打白条，前两年我们大学有两个实验室分别在《Nature》、《Science》各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二年校长自颁奖，100万元当场兑现，其中80万元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资助，另20万元作为个人奖励，而且披红带绿，敲锣打鼓，永远载入校史。以后无论是校长给教育部汇报的成绩，还是给新生介绍学校概况，都要把这事儿挂上。

　　与教学不同的是，这科研和著书猫腻极多，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在“斗智斗勇”，想办法少干活，多攒论文。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为纲”虽已被阉割，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很多谋略、方法还深植于官方和民间。比如这搞科研，只要是中国人，都懂得“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九指不如断一指”之类的道理。尤其是吃公家饭的，对这种大题目都特感兴趣，都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搞飞机的一定是做大飞机，搞电脑的就是银河、曙光和神威三大系列的百亿千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我这个电脑外行也搞不清楚，既然咱们计算机研究这么凶猛，“龙芯”研究这么多年投入十几个亿了，好像也就是刚从386、486的圈子里跳出来，现在是相当于奔2还是奔3还有争论。而且根据公布的照片看，基本上就是个多国拼盘，连外围零件都是美国日本台湾韩国的，CPU还能是什么高档玩意儿。

　　（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6036783&id=3013955&skin=0&page=1 ）

　　还有那“汉芯”造假事件，更有代表性。前几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教授主持“汉芯”研制造假被曝光，那个陈进是个美国海归，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拿到的计算机工程硕士、博士学位。陈进的科研过程就是从美国飞思卡尔公司（原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2004年2月更名为飞思卡尔）买回了10片MOTO-freescale“56800芯片”，雇佣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用砂纸磨掉，加上“汉芯1号”的标识。然后就是鉴定，靠着这个“科研成果”，申请到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一年以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2号”和“汉芯3号”在沪宣布诞生，上海市副市长还出席了汉芯揭幕典礼。以后一直干到了“汉芯5号”。他们实际上是准备大干一场，目标是“汉芯6号”，没想到科研班子里有人给捅了出来，上边原来还想“捂盖子”，后来举报者贴到了BBS上，上边只好发了话，撤掉陈进平息民愤。

　　实际上广大“识字分子”都非常同情陈进，因为“汉芯”造假的手段，在前几年实际上非常普遍，几乎是常规操作。因为申报大型课题都需要有前期工作基础，没有经费哪来的前期工作？只好先胡编乱造，先把国家的钱套住，有钱后再真正开始干活。搞化学的就说自己合成了某个有活性的“母核”，现在准备搞系列化合物。其实什么也没干，等经费到手以后再从“母核”干起，然后再从到手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去贿赂官员，争取每年再追加经费，到最后没准真能合成出系列化合物来。所以说，陈进同志非常冤枉，是新时代的窦娥，胡锦涛同志也应该像毛主席那样站出来说一句：陈进是个好同志。每到晚上我写科研标书的时候，脑海里就会突然冒出一句：今夜，我们是陈进。（篡改自余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现在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了，很多人都是和海外实验室联手，把自己在海外做的那些研究和对方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当做“前期工作”，一般不会穿帮。再有就是在获奖和论文发表排名、奖金分配等敏感问题上，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是科研是否穿帮的生命线，最近爆出的几起科研造假，都是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谁都得承认这个事实，现在中国人发科研文章确实凶猛，起码我们学校的重点教研室，SCI论文每年都是十几篇，一点不比中等水平的国外同行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涅？我看就是三点：一是向规模要效益，二是追踪国际研究热点，三是连蒙带骗。

　　和国外大学不同，国内各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校长书记在会上几次说，科研经费分配不是“撒芝麻盐”，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说白了就是把全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少数几个重点研究室，把全校教师应该得到的津贴给了少数几个人。还有更邪门的，河南农业大学招聘“领军人物”，开出的条件居然是一千万元的启动科研经费、一百万元的生活补贴、二百六十平米的住房。大家的思路很一致，重赏之下必有成果。

　　这些“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大多是校长书记的根据地，或者是院士、大牌教授的老巢。这些教研室有的是钱，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搞到的科研经费都在千万元以上，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愁没钱花，怕的是花不完”。而且人员配备也非常壮观，教授讲师助教加研究生六七十人，实验室十几间，很多仪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做课题跟流水线一样，过上三、四个月就攒出一篇论文来。从这里走出的研究生们基本功也很扎实，不信诸位到你们所在国的研究室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追踪国际热点也很简单。举个例子：美国化学家从太平洋杉树皮提取出了抗癌活性物质紫杉醇。你就可以看看树叶、树根、果实中是否也含紫杉醇。而且还可以研究东北杉树皮、叶、果、根里面是否也含这样的物质。既然紫杉醇可以抗癌，那么试试甲基、乙基、丙基、丁基紫杉醇，甲酰基、乙酰基、丙酰基、丁酰基紫杉醇，甲酰胺基、乙酰胺基、丙酰胺基、丁酰胺基紫杉醇……等衍生物是否也抗癌（有些还可以根据构效关系推测一下），它们之间的作用强弱、起效快慢、维持时间长短、毒性大小有无差异，都可以成为“国家重点课题”。靠这个路数混上院士的还不在少数。若国家想宣传，还可以来一个“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2-甲基-3-乙酰基-4-丙酰胺基紫杉醇具有强大的抗癌活性”。

　　这种事情可不是我胡说，60年代《人民日报》就是这么干的，1966年，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实际上人民日报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概念偷换成“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结晶”，害得国人至今愤愤不平，好像就此还和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结下了梁子，至今提起这事儿来还“妈妈的，等着吧”、“等着吧，妈妈的”。其实在1963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Panayotis G. Katsoyannis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并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1963年12月，德国Helmut Zahn实验室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ür Natürschung）上也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见旧作《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5）：胰岛素与结晶胰岛素》），可以说除了中国人，没人认为中国人首先合成了胰岛素。

　　再举个生理病理药理生化（所谓三理一化，基础医学的重点课）研究领域的例子。一旦有谁发现了一种体内活性物质，众人就像苍蝇见了血一般的扑上去，把与之相关的内容做透做烂。比如某科学家发现NO可以扩张大鼠冠状动脉，于是咱就可以做其他实验动物种属如兔、小鼠、豚鼠、犬的冠状动脉，这些动物不同部位的血管，如脑血管、肾血管、肺血管、腹主动脉、静脉血管，不仅可以研究正常血管，而且还可以复制N个病理模型，探讨疾病状态下NO对血管的影响。条件好点的，还可以做NO舒张血管机制的探讨，从整体水平、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来做研究。如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响、对各种与血管舒缩相关酶活性的影响、有关基因的影响、信号转到通路的影响等。而且知道了这个路数，只要有人发现了舒张血管的活性物质或者合成了新的舒张血管药物，都可以照此办理，毫无思路可言，基本上是力气活，只要有“日，歇歇再日”的那种精神，发篇文章真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这个思路发表的论文也不能都说是垃圾，因为这些实验数据确实需要，你不做别人也要做，看谁钱多，看谁下手快就是了。我记得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在国际会议刚结束就打电话回来，说国外某某在会上宣读，说发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咱们赶快报课题，系统研究一下，一定能实现跨越性发展，抱个大金娃娃，执该研究领域之牛耳，云云。90年代军科院有个工程院院士叫秦伯益，就是靠主持研制的盐酸二氢埃托啡名利双收的。二氢埃托啡是70年代英国人率先合成的而放弃开发的一个吗啡、罂粟碱的衍生物，军科院仗着自己独立的申报新药途径，弄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后来证明，二氢埃托啡和二乙酰吗啡（海洛因）差不多，也是个“镇痛作用强，成瘾性也强”的物质，除了给药方便（舌下含服），没什么太大的临床价值。

　　这种追踪国际研究热点的做法，不管文章发多少，其实很难有什么原创性的成果，要么是拾缺补遗，要么是填补国内空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填补国内空白的同时干点拾缺补遗的活儿，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建国”六十年以来一直在已知领域里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且成果辉煌，所以综合科研实力雄厚。像那几个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重大科研成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原子弹，无非是美帝1945年爆过，咱们二三十年后再来一下（这里只是从科研角度看，不涉及政治意义）；胰岛素，人家合成了胰岛素，咱们搞出了胰岛素结晶，纯度更高；战斗机歼X，至今还在停留在和米格X比较的水平，一天到晚左右愤们为歼X相当于米格X-1还是米格X+1争得面红耳赤。

　　如果想真正干出点成绩，我看一要有兴趣，二要肯为自己的兴趣付出，三要有点天赋和运气，这几样我是“十三不沾”，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我有时看自己发表的科研文章极为沮丧，觉得吃喝玩乐的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往巨幅黑白照片上点那几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点儿，实在是可惜。一天到晚就琢磨着如何把同一项研究反复发表或拆分发表，想办法搭上的别人的快车，端的是无聊透顶。远不如提前退休，上网和老芦等鬼混开心、爽快。可咱没有老芦的魄力啊，看看自家的房子、车子，甚至连后代的房子、车子，不都是这么描点挣出来的？

　　现在国内的科研，跟什么科研水平不能说没关系，但主要还是看搞关系的本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搞实验科学的，各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大多同时又是行政带头人。如果不弄个头头脑脑的干干，你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找电工水暖工改造个线路水管都没人搭理你。可真要是给你个正处级或副厅级，虽然掌握了研究资源，但每天又要应付文山会海，教学评估职称晋级，还是很难正经干点什么。所以在国内静下心来干点事儿非常难，当年那句“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只要把“课桌”换成“实验台”，就是我今天的处境。而且在官本位的中国，我也看不到解决办法，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能代替制度建设的。

　　要说我们做的这些科研论文没有意义也不是。据国家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发表被Ei检索的论文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ISTP检索论文位居世界第二；SCI检索论文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据说08年是世界第二）。从论文数量上而言，中国已经是科技大国。说起来我也为此做了贡献，尽了一份中国公民的责任。说来也怪，这世界上就有这么邪门的政府和民众，搞科研一不为探索未知世界，二没有商业目的，三不涉及国计民生，就是纯粹为了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让广大民众扬眉吐气，还真是让人费解。前边我说过咱们搞军工研究也是一样，既不是保疆拓土、收复失地，也不是侵略掠夺、获取利益，更谈不到什么伸张正义、维持世界秩序，好像也没有长远打算，探索点什么新式武器和作战方法，国家投入巨资，就是为了给国内民众YY用，给愤愤们喊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候补充些底气！

　　有一次和科技部的一位官员一起喝酒（其实就是行贿），半个小时以后就给他灌得舌头大了（国内叫“喝好了”、“喝透了”），话也多了起来：

　　“上面也知道底下这些猫腻，都是靠这么玩上去的，谁比谁傻啊。每年给你们这些识字分子拨点钱（金注：据说中国现在科研经费700亿/年，而仅公车消费就3000亿/年），也不指着你们出什么成果，一来是让你们有点事儿干，省得‘既生瑜何生亮，吴氏生飞（无事生非）’；二来也让你们有点零花钱，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也出去转转，国内外名山大川你们玩得差不多了吧？说实话，你们往那些狗屁杂志上发那些文章有人看吗？你还别和我说什么国际杂志、SCI，这一套我也懂，不就是让全国人民高兴一下吗？有什么他妈的学术价值！要什么原创性成果，等什么时候外国人搞出来咱们用就行了。尤其是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连个专利费都不用付，反正科学没国界。”

　　说到“连蒙带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不造假的学者，即使有，也绝不会高于大熊猫的存栏数。就拿我们学校和我本人来说，有些科研课题是根本不做的，完全靠编；有些是做一部分编一部分；当然也有些是实实在在地做，不敢打任何马虎眼的。

　　现在不少大学都要求每个教研室必须要有“教学研究”课题，否则评估不合格。具体到我们教研室说，获奖课题就有3项，好几个教师晋升职称都用上了。比如“面向新世纪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里面随机、对照、重复、双盲的原则一样不少，可都是坐办公室里编出来的，实际上边也都明白，完全是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干活，绝对都是造假，而且没有一个教研室不这么干的。

　　实验论文也有完全胡编乱造的，这主要与研究领域有关。像搞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那帮人，至少一半都是骗子。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攒一个“自拟方”，然后再编个动物实验证明之。比如说我有个熟人搞了个什么“补肾壮骨中药抗骨质疏松作用的实验研究”的课题，鉴定的时候让我给帮忙，实验论文里又是家兔又是大小鼠，他私下告诉我，他一只动物也没买过，都是编的，有谁知道这“自拟方”的成分是什么啊？就算知道，谁会吃饱撑的去验证啊？所以可以拿出“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的劲头来，甩开膀子大干，不用有丝毫的担心。

　　一开始还觉得SCI收录英文杂志有什么神秘的，后来人们发现，国外学术杂志也是纸老虎。据方舟子说，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少数杂志有这么干的我不否认，可大多数杂志还是中国人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最近两年我的邮箱里经常接到各学术杂志的宣传资料，都是说“本杂志最近影响因子又有提高”，云云。说白了，这还不是知道了中国人按影响因子发银子，从前我可没接到过这样的东东。中国人这些年把世界学术界搅得乌烟瘴气，最近捅出来的院士李连达造假文章就是发表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甚至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可谁也没办法。杂志社编辑部谁会去逐一到实验室去验证每一篇文章的真伪，所以也没见中国人谁发文章受什么影响。再说句难听话，离开中国这有钱的大爷们，有些外国杂志可能就根本办不下去，至少日子不像现在这么好过。

　　我经常对研究生进行“弄虚有风险，作假要谨慎”的教育，想让他们树立造假的风险意识，以免对个人和研究室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也不是，至少对那些胆子小的、脸皮薄的、涉世不深且对学术科研有敬畏感的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作用极其有限，尤其是对那些在职攻读学位的博士硕士来说，完全就是扯淡。

　　我的研究生和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当面和背后说过类似的话（我总结的，不是原话）：凭什么不许我们造假，现在什么不是假的，翻开党史哪一章哪一页不是假的，一本中国历史能找出几句真话来？博士又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三年博士，我们还至少实实在在窝在实验室干了一年，学校开会时在主席台就坐的高官们，哪个人的学历是自己在实验室里干出来的？金某人这出国算是白出了，连一点“平等”的意识都没有，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水平。还他妈的玩高尚，那些教学评估材料、科研课题标书都是我们帮助写的，跟注水肉有什么区别，假正经！

　　其实人家说得完全对，翻开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教科书，还真找不出哪一页没有谎言。连“我爷爷消灭日寇150万”的劣质谎言，也堂而皇之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还是出自军史专家、大校（现在据说是将军）之口。最近几年，国家各部委开始领跑“官员博士化”，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早已成为潮流。他们从考试到写论文，哪一个不是秘书、办事员代劳的，那些政治局那些委员们博士硕士帽子不也是这么戴上的么，都是绝对真实的“假”文凭。

　　实际上，弄虚作假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甚至是应尽的义务，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年龄、性别、职务、专业、出身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任何人只要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其配偶、回大陆探亲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都可以享有这弄虚作假的自由。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觉得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对不起党和政府，遇事不玩猫腻，就不配当中国公民。所以教学评估的时候批量造假材料，觉得特过瘾，算是出了憋在心里的恶气。

　　现在造起假来大家都理直气壮，甚至还带着一种情绪：造假怎么了？造假有理，造假无罪。而且科研造假又不是毒大米、毒牛奶，我碍着谁了？套句文革的一句歌词就是：要是造假你就到中国来，要是不造假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原词是：要是革命你就站起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总而言之，在国内学术界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生存原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痞则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回复[14]: 看客 (2009-11-07 09:43:03)

　　国内的事儿，难说！（十五）

　　

　　金唢呐

　　

　　首先谢谢看客网友的关心。数月前有网友就转帖拙作的事通过站内短信问过我，我答应过人家。谁爱往哪里转就往哪里转吧，老芦有句名言：网上文章无版权。按照看客网友提供的线索，我到凯迪去看了一下，没想到点击率已经一万好几了。我又用转帖网友rawkohu给出的新题目“人至痞则无敌”到谷歌、百度搜索了一下，居然已经转的到处都是了，看来网络宣传队、播种机的功能已经超过了当年长征的红军。我看了一下猫眼看人和中科院政策与管理所陈安的博客后面的跟帖，最使我欣慰的不是那些“顶”、“赞”之类的话，而是有些博士硕士毕业生和大学教师跟帖说，他们当年（或现在）就是这么干的，说情况完全（或基本）属实。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有人站出来反驳，这说明我说的不是个别现象，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共同做法。

　　就像老看说的那样，这个贴子往国内转可能真有点不太合适。一是它的负面效应，让不少人看着心灰意冷，兜头一盆冷水，把国庆大阅兵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全给浇灭了。有些涉世不深的青年，还声称要把“人至痞则无敌”当做自己为人处世的座右铭。中国弄虚作假本来就够邪乎的了，别因为我这篇文章，再掀起一个新高潮。而且我也写得过于随意，连本坛典故“日，歇歇再日”的黄口都用上了。实际上我本人早已经跨入了“松下、微软”的行列，哪还有这份活力。至于“滚他妈的蛋”这样的粗口，完全是老帮菜怀旧，文革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这首当时的流行歌曲《鬼见愁》的，最后几句还不是唱，是吼出来的。看来啊，此文真应该列入青少年不宜。

　　再有就是发这种贴子可能有些风险。不过我想，如果因为这个贴子开展跨网大搜捕行动，把我给圈进去，能给我定个什么罪名？我想了半天，恐怕也就是泄露国家民族机密罪，别的哪条也挨不上。忘了是谁了，当年就是给某老外递了几份参考消息而下了大狱。其实我想现在的政府大概不会这么做，正确的做法是查出真实身份后，先授意校党委查查有没有什么“日，歇歇再日”的劣迹，再找财务处查查科研经费使用情况，没有的话再实行钓鱼法引诱犯罪，这样收拾起来岂不是更容易。

　　我这个系列最初是受海外学者小小衲之邀，向海外侨胞介绍国内情况的。这期间，区里已经换了好几个话题了，我还在这里“难说”，确实让人烦。看到最近关于俄罗斯的话题，像我们这些老帮菜，没有不心动的。遥想当年，老毛子的文化、艺术、政治对我们的影响不亚于今天西方，所以看到老芦的系列文章，也有一种“贴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的冲动。可咱的笔头子、脑瓜子都来得慢，还是先考虑把欠下小小衲的这笔驴打滚、利滚利的阎王债现还清了再说吧。

　　总起来说，国人发表在外文杂志上的文章，完全胡编乱造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这点上还是内外有别的。而且对于比较重要的论文，很多博导的做法就是找不同的学生再重复、或者用不同的方法再验证一下。比方说博士生的实验结果是3+4=7，那么给硕士生的课题就是7—4=？。据说众博导这一招还是跟鬼子学的。很多留学生的海归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意料之外的实验结果出现，老板先是大喜，然后会让你再踹（try）一遍。几天后，你可能还会看到实验室里别人也在“踹”相似的实验。我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不知这种情况芦区的各位海外侨胞是否也遇到过？但愿不是专门针对咱中国人的。

　　另外，这弄虚作假也和专业有关系。根据我的观察，数学、物理的论文猫腻少一些，化学、生命科学的假货就相对多一些，像最近揭露出来的那些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造假论文，不少都是生命科学的文章。还有我在前边文章说过的那些搞配位化学和结晶化学的，因为穿帮几率低，所以极为疯狂。那些导师几乎是日进斗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个“学术包工头”比当个建筑包工头强多了，不会有人跳楼讨薪不说，年底或年初，还享受披红带绿的表彰，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我随便给几个大户名单诸位看看，其实这种情况较为常见，我们学校搞晶体化学和配位化学的虽然没这么疯狂，可也都富得流油，一年下来干个七八篇论文还是很稀松平常的。

　　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3年发表SCI论文130余篇，其中1年发表82篇；

　　黑龙江大学教授高山：16个月发表SCI论文148篇；

　　武汉科技学院教授朱海亮：1年发表SCI论文65篇；

　　别发愁后继无人的问题，在读女博士研究生李雪梅：3年发表SCI论文近140篇（其中《Acta Crystallog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111篇）；

　　这《Acta Crystallog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杂志称得上是中国人的乐园。说是科技期刊，实际上就是个数据库，每做一个晶体，就可以向这个数据库里加一项，也就是1篇SCI文章。一种物质换个不同的的官能团，只要是没有发表过的，不管有没有价值，就是一篇SCI。数据要么是编，即使不编，来得也不慢：把样品给测试员，时间不长就能出数据，比上一堂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实验课时间长些，但区别不大。最重要的是不会有人验证，绝不会穿帮，让方舟子无计可施。现在这致富门路让方舟子搅和的有些收敛，我们学校很多在《Acta Crystallog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杂志发表文章的人都掖着藏着，但人们形容它“像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甭管怎么说，年终科研奖励照拿不误。都说毒贩子利润高，我看干个晶体化学教授也差不了多少。

　　

　　我所以“国内的事儿，难说”，第一是因为中国不同地区、行业、人群差别很大，用发生在个别人、个别地区的事情很难说明中国的现状。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动辄拿“个案”说事儿没什么意思。就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看意大利和日本的报纸，都是惊呼社会矛盾激化，世风日下、治安恶化，各种恶性案件充斥着报纸的头版头条。可到实地体验一下，意大利确实是这样，我们几次去意大利都有人被偷被抢。而日本正好相反，媒体拿着几个案子炒来炒去，而实际情况是社会治安非常好，有些地方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和我们去之前的印象完全是两回事。我这个帖子主要是写给芦区各位海外侨胞看的，所以力争做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各地区、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确实相差极大。国庆前我们学校请来党校大腕，给处级干部和正高职作报告，畅谈60年的辉煌成就。席间，党校大腕发问：五十岁以上的同志没有两套住房的请举手，竟然一个人都找不出来。很多人都在开发区、附近郊县和风景区买了房子，长年闲着，连出租都嫌麻烦（这也是网友看到的“有些商品房为什么晚上灯都黑着”的原因之一吧）。可礼堂外面200米就是建筑工地，工人们还住在夏暖冬凉的帆布窝棚里，从外边过都能闻到一股恶臭味。跟毛时代比当然是强多了，可跟我们相比，可以说是“吃的是猪狗饭，干的是牛马活”。党和政府派人送去几包茶叶和白糖，几盒清凉油（说是防暑降温用品），工人们感动的痛哭流涕，表示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施工进度，向建国60周年献礼。国庆期间我们学生有不少去红色圣地参观的，说是要“踏寻先辈艰苦奋斗的足迹”，我就大触他们的霉头：干吗跑那么远啊，在建筑工地的窝棚里住几天不就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难说”就是目前中国存在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放在别的国家可能会发生社会动荡，可中国却是歌舞升平、欣欣向荣。而且短时间也就罢了，可咱们已经几十年了。还不说毛时代，就说这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谁都知道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跛脚的改革”、“打左灯向右转”、“挂羊头卖狗肉”，社会矛盾重重，问题堆积如山。不说别的，就是这贪污腐败、贫富悬殊，若放在别的国家早就该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可事实正好相反，咱们至今还在8%的递增。这世界上就有这三只老虎的怪事，坚持挂羊头卖羊肉的（如朝鲜、古巴），改行挂狗头卖狗肉的（如苏东波、阿尔巴尼亚）都生意不咋地，唯独咱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爆，让左邻右舍都眼红。

　　按照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廉洁指数，你根本算不出中国的劫运来。就拿这贫富悬殊来说，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中国早八辈子就突破了，也没见有什么反应。按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十年是刚开始，二十年是惯性，现在都三十年了，再不承认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恐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你可以骂他无耻、混蛋，甚至可以“见一次扁一次”（这“扁”肯定是小青年的话，老帮菜都说是“打”、“揍”、“抽”），但必须承认人家说的是事实。古人提倡难得糊涂，无数个难得糊涂的个体组成的国家一定是盆浆糊，这浆糊之国的承受能力远不是老外用几个公式、定理就能算清楚的。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革命群众眼里，大学办成如今这副摸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毛时代大学几年没招生，不也这么过来了，至今不少人还怀念那段时光。本来中国大学也不是专门用来培养什么大师的，最多也不过是功能之一。中国的教育方针按过去的说法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有的学校自称是“工程师的摇篮”，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匠人的摇篮。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解释的很清楚：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只要把这两点把握住，其他的均无大碍。

　　第三个“难说”是指中国的问题没解，任何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会危及执政党的地位，进而带来流血动乱，国家分裂，发生民国时期的一幕幕悲剧惨案重新上演；更可怕的是血海横流、英雄辈出，最后出来个超级铁血强人收拾局面，建立一个“没有最烂只有更烂”的社会制度，若干年后再拨乱反正，然后从更低的起点从头再来。要知道，中国历来不缺“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某电视剧流行语）的英雄。

　　就拿这科研造假来说，解决办法很简单：

　　一是把教育部、科技部的人员、权力削减九成，为了避免下岗引发社会动荡，也可以让他们像日本嫖客一样到珠海集体买春，吃喝玩乐去。然后像国外公立大学一样，成立董事会，实行教授治校。可如此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估计跟民国情况差不多，肯定都是现行制度的掘墓人。马上学生教师们就会走向街头，反饥饿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结果是天下大乱、国将不国，最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教育部官员们从珠海返回，再借此机会增设一个“思想品德教育司”，一大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走向领导岗位。

　　时至今日，你要说国外那套“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精神自由、人格独立”那一套国内大学校长们还不知道，那就太小瞧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77.7%的部属高等学校的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62%的博士生导师都有留学经历。教育部长周济、SCI论文榜眼（还是探花？待考）郑岳青都是海归，人家还不是什么阔少自费生，都是正牌留美、留德的优秀人才，什么不知道啊。

　　二是把国家主流媒体把部分劣质谎言“解密”，老老实实把那些毫无争议的事实公布于众。老道头上的虱子先不捉，先把和尚头上的虱子给国民看看。比如告诉国民大饥荒、文革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文物；“把国民经济拖向崩溃边缘”（华国锋语）的不是什么林彪四人帮之类的跟屁虫，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不是什么“两个务必”、“为人民服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而是阶级斗争为纲，把不断地一部分国民当作敌人对待进行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今天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早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出现的新问题如黄赌毒，都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背叛更合算些，甚至合算得多；中国的领土从6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不是960万，而是951万，那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土地上已经住满了几百万包着白头巾的印度阿三，而且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交通不便、后勤保障困难、易攻难守……。

　　我这不过是随便写了几条，政治历史地理教科书中需要纠正的谎言远远不止这些，恐怕连个零头都不够。可问题是真要是这么干的结果会是什么？弄得全国人民不高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你让执政党还怎么执政？如果现在执政党突然下台，“撤了钱广谁来赶车”（老电影《青松岭》台词），不管动机怎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恐怕要成为现实，最终暴民政治的结果是谁都可以想象出来的，这对中国人是不是也太残酷了。说真话又比不得吃饭睡觉，也不是什么非干不可的事情，不碍吃不碍喝的，按现在流行语说就是“不说真话你会死啊？”。

　　再说这么吹牛说谎、弄虚作假也六十年了，套用那个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二十年是刚开始，四十年是惯性，现在都六十年了，再不承认谎言之邦的生命力，恐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总不能就为了让国民少过几个愚人节，学者出点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就把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吧，这样做值吗？没有原创性科研成果又怎么样，不是原创，牛顿力学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就不能用了？即使是应用性成果也是一样，电脑软件都是鬼子开发出来的，中国人也没见谁少用。套用一句邓小平的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使用就姓‘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就姓‘资’”。

　　中国没有原创性成果于人于己都未必是坏事。按照以前的惯例，这原创性成果咱们不出结果则已，一旦出来势必“当惊世界殊”。若论原创性成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咱也倒是出过一些。大跃进时有小高炉炼钢、亩产万斤田；文革时又有破四旧、红海洋、鸡血疗法、针刺治疗聋哑儿；新时代又有水变油、特异功能、三氯氰胺等。而且如果说这些成果在世界上一点影响也没有，恐怕也不是事实。

　　坛子里在欧洲居住的卢瑟可以了解一下，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和以后引发的一系列遍及世界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文革这一原创性成果的影响。法国“五月风暴”运动（号称是欧洲版的文革）学生们的思想领袖是3M（毛泽东、马克思、马尔库塞），日本学生的思想领袖是毛泽东和托洛斯基，秘鲁的“光辉道路”连命名寓意都是“毛主席的光辉把秘鲁照亮”。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更不用说，是公认的毛主席最虔诚的学生，当年的毛的“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原创性成果，老波学得最好，用得最活。

　　当时咱们这原创性的成果，确实是“飞起玉龙三百万，把周天搅得寒彻”，文革的影响真可以说是波及世界。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后结局，跟国民性呈正相关。播下的都是龙种，收获却是五花八门：跳蚤、臭虫、老鼠、苍蝇什么都有，好像就是没有小龙王。因为如果有的话，毛左们早就嚷嚷开了，朝拜的人群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踩踏事件。

　　欧洲学运发源于有大革命传统的法国，极具“浪漫”色彩：学生闹事、反抗“压迫”的直接诱因，竟是因为校方“男生不得自由出入女生宿舍”的无理规定！当时的口号也是千奇百出：“要做爱，不要作战”、“禁止使用禁止”、“十年太长了!”、“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修道院!”、“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建立一个新社会!”、“再创一个巴黎公社!”，五花八门的标语充斥着校园。

　　欧美发达国家这场“造反”运动的最后结局或多或少都和滥交、同性恋、嬉皮士、吸毒有关。因为谁都清楚，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但建立不了一个能够长期正常运转的国家来。而且无论法国还是美国的造反学生，尽管有狂热和不现实的举动，造反派狗男女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事项集体表决。但人家却没有不良的侵犯人权记录，更没有虐杀黑五类、教师、校长的暴行。革命、造反变成了无拘无束的无政府主义的狂欢，街头政治最后变成了行为艺术。

　　现在欧洲的绿党（有别于红党和白党的第三种政党）里面的领导人，不少都是1968年“五月风暴”挥动毛主席语录组织造反的学运领袖。如法国绿党的领袖龚本第是法国巴黎“五月风暴”学运头目，德国绿党的重要人物——前政府副总理兼外长的菲舍尔也是当年参加德国本土五月风暴的青年学生之一。只是国内再激进的毛左也不敢前去套近乎，因为谁都知道，公开支持“藏独”、“东突”，反对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售，高喊“北京奥运会只是表面上了不起和美丽”、“萨科齐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决定是羞耻的、可怜的”都是这帮人干的，按主流媒体的说法，就是“欧洲绿党总找中国麻烦”、“充当了反华急先锋的不光彩角色”。

　　可其他国家就不光是这么玩玩了。日本红卫兵“联合赤军”就是一帮拧死理的家伙，把日本人的固执、偏执、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当时日本愤青来说，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把毛的语录用鲜血写在横幅上，而他们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的前进着。

　　但到了70年代中期，中美友好、尼克松的访华却令这些日本左翼青年们陷入了集体幻灭。当日本红卫兵被日本警察包围于“浅间山庄”的时候，日本警方让一位赤军成员的母亲在现场喊话：“时代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我有时候也想到“乌有之乡”喊这么一嗓子试试），结果孩子他在绝望中向母亲开了炮（估计是翻译有误。实际上可能是开了枪，因为日语的“铁炮”就是枪的意思。电影中“土八路的铁炮大大地厉害”是说“汉阳造打得真准啊”，土八路那有什么铁炮啊）。到了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日本左翼的外部精神源泉彻底断绝，无数左翼青年在绝望中自杀，不禁又使人想到了二战期间“一亿玉碎”的口号。

　　秘鲁的毛派组织“光辉道路”更执着。“光辉道路”的创建人古兹曼在北京受训，极其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鲁后，古兹曼分裂了秘鲁共产党，收拾了秘共右倾机会主义，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光辉道路”派的领导人。1979年，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联手逮捕“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派做出激烈反应（人家可不认为把毛主席媳妇和侄子都抓起来是什么继承毛主席遗志），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张贴出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在华国锋审判“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国大使官邸和中国大使馆文化处，表示严惩叛徒、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以后“道路”还隔三差五地袭击中国大使馆，基本上对大使馆的人是“见一次扁一次”，以示“修正主义是比帝国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连1987年吴学谦外长出访秘鲁都要住在海军俱乐部，每天的行程都必须临时决定，吴外长开玩笑说：“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我们还要在这里搞地下活动。”

　　这些组织都不懂得“挂羊头卖狗肉”，有理有利有节之类的战术，但最后的结局要么就是变修（如尼泊尔共产党的议会道路），要么就是毁灭（如日本联合赤军），要么就堕落成为恐怖和贩毒组织（秘鲁、哥伦比亚的毛主义游击队）。

　　第四个“难说”是指国内这一套做法，放大到国际社会上去，是否照样是横冲直撞，难说！我上文所说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可不仅指国内，那是古人的用法。可能坛子里小青年不知道，古人所说的天下，不是现在的世界，而是国家；古人所说的“国”，相当现在的县城，“治大国若烹小鲜”，实际上是说管一个县级市小菜一碟。最近看到有人赞誉“毛主席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在上纲上线的文革时代，很可能又是个冤鬼。

　　我说的天下是指世界。文革中有首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在当时可能是瞎吹，在今天却是事实。依我看，凭现在西方的法律和规则，根本对付不了国人的痞子兵法。

　　太长了，离题也太远了，歇歇再…。

　　

回复[15]: 看客 (2009-11-07 09:43:41)

　　中国的事儿，难说！（十六）

　　

　　金唢呐

　　

　　今天就把这难说的事儿结了，咱也和小钟侄子一起看足球，吃饺子去。

　　上次我提到，西方现有的规则和法律，根本对付不了中国的痞子兵法。在当今世界，不守规矩、不按规则出牌，洋鬼子是干瞪眼，拿咱没有一点办法。而且咱现在跟过去不一样，是有钱的大爷，资本的逐利特点让洋鬼子不能不带咱玩。中国又是世界廉价商品的最大供应商，而且在有些领域是唯一供应商，人类的“能上不能下”、“就高不就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本性也使得洋鬼子离不开中国。美国、欧洲的反倾销法闹得挺凶，可到头来除了激起国人的愤怒，没能挡住几件中国产品。

　　倒是俄罗斯、印度这些国家，从来不和你谈什么民主人权，跟中国城管做派差不多，让中国无计可施。前不久俄罗斯陡然出台全面禁止外国人从事商品零售的法令，把10几万在俄华商说赶走就赶走。然后以发现走私品为由，先是把华商和中国货为主的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找个借口就强行关闭，没过俩月再不明不白让起火，这还嫌不解气，10天后又再次起火，你说这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还怎么玩。印度也是一样，看着斗不过中国人，就给你来硬的，规定在印度境内从事项目工程的中国人，只要你拿着商务签证，不管到不到期，都要在31日之前离境，而且以后不再允许中国工程人员持商务签证在印度从事项目建设，中国数百亿的合同一下子就打了水漂。

　　吊诡的是，我和很多海龟聊天，他们竟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中国对西方国家就得这么痞着干。有个美国海归告诉我说他在美国这几年，修车只去中国人开的修车店。那个修车店开在了类似中国的城乡结合部，属于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中说到那种敌人统治相对比较薄弱的地区，按大陆的话说就是三不管地区。这个修车店规矩是只要不要票一律打折。我这个朋友刚去的时候在修车店看到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等几年后要离开美国的时候，黑皮肤卷头发的，白皮肤黄头发的也陆续都去了。我的朋友给我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最后还不忘鄙视地加上一句：洋人都是假正经。

　　就凭这些海归，能指望他们带回先进的理念，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为理性社会、强调逻辑思维的社会？把中国建成讲道义、良心，彼此宽容、尊重，互相妥协、让步，遵守程序、规矩的社会？恐怕以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这些海归。他们不少人都这么认为（包括不少隔壁罕见论坛的网友），中国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绝不能让普世价值观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西化过程到此为止，“不能走那条路”！小青年可能不知道，这是五十年代一部电影的名称。里面主人公是宋老定。分了土地后开始想走资单干，想继续买地扩大再生产发家致富，后来经过老党员教育后想通了，不能走地主的那条路，要和大家一起向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

　　上次和老芦谈到的那个经济学者“消灭了贫富差距谁来盖楼修路，谁来架桥挖沟”，最近又和他聊了聊，据他说这是长期考察西方国家后得出的结论：“欧美发达国家哪个国家的脏活累活不是移民在那儿干？美国是墨西哥人，欧洲是穆斯林，连香港都是泰国和菲律宾人”他对我说，“日本倒是没有移民，所以经济就会这样无限期的衰退下去。中国是个超级大国，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移民可供使用。所以啊，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被那些‘人权人道’捆住了手脚，穷人才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恐怕持这种观点还不是少数人，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在他们看来，中国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有世界上最大的价廉质高的人群。南亚的质差，东亚的价高，南美的数量又太少，所以将来能在世界上横冲直撞的就是中国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是刚性而且长期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就是中国农民工抢夺各国蓝领工作岗位的过程。只有保持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才能保住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还是那句话，对这样的经济学家，可以骂他无耻混蛋，可以“见一次扁一次”，但不能不承认人家说的是事实，是唯一可行的致富之路，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绝望之处。

　　走科技创新之路，不过是政府说说而已，可能么？我在《二杆子》系列里说过，二杆子这玩意儿万万沾不得，一沾边就会使人的灵感、创造力消失的无影无踪。前一段坛子里讨论苏联的科学水平，虽然我没有做过统计，但就我接触的苏联学者而言，个个都很棒，很聪明也很严谨，可大都有一股工程师味道，跟西方的学者是两回事。整个苏联时代年头也不短，算起来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出过类似门捷列夫、巴甫洛夫、波波夫那样影响世界发展的科学家吗？谈化学，门捷列夫绕的过去吗？谈生理学，巴甫洛夫能不说吗？苏联时期出过这样的科学家吗？在航天和军工领域苏联的成绩尽管辉煌，可大都还是属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向规模要效益”的结果吧。

　　看到小小衲引用金庸的句子，我想再说说最近几次去香港的感触。因为工作关系，我最近去了几趟香港，感慨良多。昔日的东方明珠已经完全大陆化了，没有了回归前的创造力和活力，除了街上行走的印巴人，以及殖民地留下的异国情调的建筑外，已经和大陆的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了。香港，完了。老芦当年说过，与其说是共产党一定能管好香港，倒不如说共产党一定会养好香港。可以说，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香港的现实。我说“完了”并不是说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多少，而是说香港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创造力了，几乎就是靠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业支撑着，原来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彻底消失了，大陆的观光客成了香港的衣食父母。

　　过去人们常说香港功利浮躁，是文化沙漠，我认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高雅文化的沙漠”，伟大的香港人创造出了真正有民族特色的、震惊世界的“俗文化”。光是金庸、梁羽生、古龙一帮俗文人的武侠小说和李小龙、成龙的武侠电影，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看看金庸小说里面对人性的剖析、人物的刻画、爱情的描写，甚至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暗示，就远不是传统的武侠书《七侠五义》、《水浒传》所能望其项背的。大陆拍了无数的警匪片、谍战片、反特片，除了汗牛充栋的劣质谋略，里面还有什么？加在一起能敌得过一部有情有义的《英雄本色》么？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很多都是看了香港电影喜欢上中国武术，进而喜欢中国文化、到中国来留学的。看看这次刘德华在《建国大业》的表演，很难想象以后香港电影还有什么看头，文化界还会出什么金庸这类人物。凡是和二杆子一沾边就灵气、创造力全无，这是个屡试不爽的定律。

　　原来还指望中国左翼都能为社会公平做点贡献，因为各国的左翼都是这么干的。可中国的左派完全是白痴的同义词。好像老芦说过马教是致愚教、毛教是致痞教（大意），对此我深有体会。仅拜马教，可能致愚，但还不会致痞。比如说即使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你可以说它血腥、僵化，可真正的蠢事却没干几件，在科学界数来数去就是个李森科，跟咱们的大戏相比连个插曲都算不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尤其是对于原始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有它的价值，但最多也就是参考书的价值。而毛泽东思想最大的价值就是让你在进行各种斗争时会毫不手软，不受良心的谴责，而且还会从中得到持久而不是暂时的快感。即使是破坏美好、善良、合理的东西，也不会产生内疚，从别的学说理论中你很难汲取到这种力量。所以我认为，毛泽东思想具有极高的“斗争美学”价值，值得研究。

　　中国的左翼，是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合的产物，所以又蠢又痞。除了添乱，什么正经事儿都干不成。最让人开眼的就是左派在《中国不高兴》中提出的“持剑行商”理论，具体表述就是：“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勇于在国际社会上除暴安良，扫清强国道路上的绊脚石。一句话，中国不要持币经商，要持剑经商。”这简直就是一帮活脱脱的牛二，就欠什么时候把杨志这样的老实人逼得手起刀落、斩首闹市。且不说这理论对错，中国的核心利益无疑是在美国，就凭这几个鸟人、这几杆破枪，怎么跟着核心利益走？莫非是剑指华尔街？中国老百姓还能指望这帮白痴讨什么社会公平！

　　现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空想法西斯主义者”（或曰“空想军国主义者”）。我这是套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否还请概念界定大师芦笛先生判定。这是谷歌、百度搜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应该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这种社会至今还未出现，是由于人们不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他们觉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这种思想，并推广开去，就能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只要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替换成“法西斯主义”，“人类的理性和正义”替换成“以中国为中心”，就是今天中国“空想法西斯主义者”的真实写照。

　　最后谈一下我对中国的前景预测：在未来的15年内，在没有发生对外战争的情况下，中国不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动荡。这里所说的重大社会变革，是指动摇二杆子基石的“军队国家化”、“多党执政”、“三权分立”、“议会制”等改革，不是整治公路乱收费之类的改革。

　　中国只要不让“空想法西斯主义者”当政，发生对外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我在前边说过，中国的崛起有个原则，就是绝不在军事领域挑战西方（这也是最令愤愤们不爽的），绝不干萨达姆那种傻事，不给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帝国主义主动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大，根本处理不了这13亿人口。而且，一旦战争爆发，我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代战争，比的不是谁能打，而是谁抗打。俄罗斯人没有被法国和德国、中国没有被日本所征服，原因就是法国德国日本只是强国，而俄罗斯中国是大国，禁得住打。

　　这里说15年，一是我看不了太远，二是怕活不了那么长。我想只要经常克制一下醇酒妇人的冲动，15年应该能对付下来的。我知道预测最讨巧的方式是不加任何时间限制，如“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共产主义最终要实现”。毛主席深得其中奥秘，可谓是预测行业的行家里手。那些所谓“预言”，把人们唬得找不到北。甚至连结果都模棱两可，就是老芦经常举得那个关于世界大战的英明论断：我看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战争引起革命，一个是革命制止战争。说白了，一个可能是打，另一个可能是不打。但如果毛主席的预测一加上时间和其他条件限制，就立刻打回原形，如那句“三年赶超英美”的名言，成了千古笑柄。

　　众所周知，毛主席老人家不具备中学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连小高炉能否炼钢这样的常识性问题都搞不清爽。但老人家就是有本事在物理学上掺和上一腿子，用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以及“墨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端’是组成物质的最小成分”哲学思想，提示物理学家们“物质可以无限分割”。于是以后就有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权威不要怕，名人不要怕。虽然有诺奖得主的提议，我也想说一点我的看法，断章师爷这方面是内行，还望发表高见。在我这物理学外行看来，“物质能否无限分割”这是个永远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命题，相比较而言，预言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比“不能无限分割”更讨巧一些，只要发现一个新粒子就是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没有新粒子的发现可以说是条件不具备、手段不成熟、方法不先进，但并不能因此证伪“物质可以无限分割”。其实不管有没有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引，物理学家们都要想尽办法去寻找物质的最小单元，不会因为墨子是否提出过“端”的概念、庄子提出过“万世不竭”而有所改变。另外我也不认为庄子、墨子、毛子的这些只言片语，就可以推翻基本粒子不可分割的说法。因为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单元。一旦可以分割，就不再是基本粒子。

　　某日去凯迪网络的“文化散论”栏目闲逛，看到老芦《新时代的“潜规则”》（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ID=2993333 ）下有“fey”网友的这样一个跟帖：

　　“赞成这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社会这一点，但不太相信这个社会缺乏稳定性这一点。许多人将这个社会与前苏联或以前历代王朝崩溃时期的社会相比较，但他们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差别。

　　一是目前这个社会的精英、既得利益者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在现代经济运作模式下他们已经被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没有人希望出现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没有人会出头鼓动或引发社会变革。这与前苏联不同。精英们全都想维持现状。这是邓的“功劳”，尤其是92年南巡的功劳。

　　二是这个社会已经“足够地富裕”，使得饥荒等引起社会动荡的“硬”因素不会发生。这与古代甚至民国、文革时期都有所不同。这也是邓的“功劳”。

　　三是现代武器技术、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这个社会的“足够的富裕程度”，使得统治者完全有能力维持统治工具，及其迅速地弹压任何发自底层的骚乱的苗头，避免扩散。这也与古代甚至民国时期都有所不同。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幸”。

　　精英不想变，底层的人变不了，再加上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的愚昧、懦弱等等，可能使得这个社会虽然烂，但却会稳定千秋万代。”

　　

　　网友这番话，我有条件地表示赞同。其实，在老芦以前的文章（好像是芦文指要、小马过河）里，也包含有类似的意思，只不过更完整、更具体，而且还有更详细的论证过程。比如第三条，老芦说得更生动，梭镖闪闪亮的百万群众，还不够解放军一个机枪连收拾的。这里我不同意的是“这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社会”。泛泛这么说倒也无错，若认真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烂得还可以再烂的社会”。纵向比，官方说目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时期有点扯淡，和几千年前的中国根本没法比，也不能比；但如果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时期，我看没有错：从清末到49年这段时间中国基本上是在不停的打仗，好容易盼到和平时代，又赶上毛泽东这么个谋略天才、治国白痴，三天两头儿的瞎折腾，跟这些时期比绝对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纵向比，亚非拉除了日本、韩国、四小龙等少数国家以外，要么和中国在“伯仲”之间，大部分比中国更烂。我的那段话“国家有了一定的民主自由，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虽然听上去有点“五毛”的味道，但跟毛时代比，绝对是事实。谁恐怕谁也不能说“国家根本没有民主自由，社会僵化，人民物质生活没有改变”。

　　再有，“fey”网友所说的千秋万代是夸张了点，我想15年之内游戏可以玩下去。现在尽管社会矛盾严重，危机四伏，乱象丛生，但在我这个悲观主义加右倾保守主义者看来，革命和民主的时机都不太成熟，并没有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这点我和这位网友的观点差不多，小乱有可能，大乱还不至于。只要不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不要说人的口粮够吃，连宠物的口粮也缺不了。具体说，我这一辈子，不仅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而且注定要死在红旗下，葬在红旗下。

　　（全文完）

　　

回复[16]: 嗯，很开眼界。 自带板凳 (2009-11-07 17:07:11)

　　太长了，还没看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