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频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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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
科长 (发表日期:2009-07-23 09:20:03 阅读人次:2016 回复数:0)
何频认为，香港政治、思想太趋向两极化、文化单薄，应该有些更独立、厚重、多元的思想力量，而且可以能够影响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缺人不缺钱不缺享受，最缺的是在自由空气下生长的思想产品，对於决策者、思想者尤其如此。所以明镜的读者主要是官员、知识份子、商人等高端群体，高级官员中很少有人没读过明镜的出版品，甚至是他们之间最受欢迎的“礼品”。　　明镜出版社创办人何频月前接受了英文华尔街日报记者Jonathan Cheng专访，部分内容刊登於2009年7月17日华尔街日报周末版。以下是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版：　　最受欢迎的“礼品” 　　　　问：您原本为什麽选择在香港创立明镜？您觉得至今香港还是最理想的地方吗？为什麽？　　答：香港是亚洲资讯的自由交汇、幅射中心，在我看来这是香港最重要的价值。但我认为香港政治、思想太趋向两极化、文化单薄，应该有些更独立、厚重、多元的思想力量，而且可以能够影响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缺人不缺钱不缺享受，最缺的是在自由空气下生长的思想产品，对於决策者、思想者尤其如此。所以明镜的读者主要是官员、知识份子、商人等高端群体，高级官员中很少有人没读过明镜的出版品，甚至是他们之间最受欢迎的“礼品”。　　选择在香港创立明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香港有几十年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合作者，从出版工序来讲他们讲信用、做得很专业，我甚至很长时间都不用与印刷商、发行商去解决麻烦。　　在中国大陆仍用书号控制出版的情况下，香港仍是最理想的地方。　　明镜将重返台湾市场　　问：另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是：为什麽不是台湾呢?台湾也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为什麽香港就比台湾好呢?台湾也出不少禁书。不是吗？台湾两地的出版文化如何比较呢? 　　答：台湾的出版文化远比香港要专业、发达，不过这些年来岛内的政争使其包容力不如香港，太岛内化又太媚美日，尤其是李登辉执政后期、陈水扁执政时期，对中国大陆的敌视态度殃及到相关出版品，我们曾在台湾有发展，但在陈水扁时期撤离了。　　另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台湾的外来旅游者尤其是大陆旅游者没有香港多。　　好消息是，这两个因素都在改变。所以我们正在和台湾出版发行业洽商，明镜将重返台湾市场。　　　　香港与内地现在的唯一差别　　问：您觉得“一国两制”有多大的影响呢？“一国两制”之前后，大中华的禁书是从哪里来的？　　答：“一国两制”对明镜而言有更好而不是更坏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读者。很多中国大陆朋友对我说，香港与内地现在的唯一差别，就是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陆不能出版的杂志、书籍。这个夸张的说法，正显示了香港自由港最宝贵的价值并没有完全丧失。我在1997年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即说我将见证香港出版自由的延续，这十多年明镜在香港生存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从这点看，中国领导人是很明智、宽容的。即使一些出版品对他们相当不敬，甚至严厉批评。自由仍是香港最敏感的神经。　　香港一直以来有出版禁书的传统，但是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一国两制”之前，传递、传播技术尚不发达，大中华的禁书从中国大陆各地汇集到香港的过程很迟缓，在香港再传播出去的速度也很缓慢，因为那时大陆人很不容易到香港来，海关检查也很严，人们害怕带禁书回大陆。　　明镜办了快20年了，大陆到处都是盗用明镜的出版物，知名度高，所以大陆作者到香港找出版社，明镜常常是首选。我们不缺书稿，是缺好书稿。明镜收到大量投稿，但最后能出版的不到百分之一。以前投稿过程很复杂，充满谍战式的传奇，现在很简单：电邮。　　美国有一个稿件处理中心，用网路方式与编辑、专家讨论书稿。编辑完成后传送到香港制作发行。　　明镜的书海关查的机率非常之低　　问：明镜的书能进入中国大陆？会被大陆海关查处吗？　　答：我们经常接到读者的这个疑问，如果带一本明镜出版的书会否被海关没收，没收了以后会怎麽样？实际上，带一本明镜的书进入中国大陆被海关查到的机率非常之低，即使被查获了也没办法处罚，顶多也就没收。普通旅客随身携带，这也是明镜书籍在大陆流行的重要渠道。　　大陆当局不太用公开查禁的方式，因为公开查禁反而查禁帮助推进了这些书的影响力，更迅速流行，因为凡是被禁的就说明这书是多少值得一看的，说明这本书不同於共产党的作品，大家就都来看这本书。　　　　问：您自己本身是湖南人。您是什麽时候离开大陆？您去了那＿堙H你个人跟香港有没有什麽特别的感情或记忆吗？您现在有回大陆吗？　　　　答：我岀生在湖南，后来到深圳工作，1989年到加拿大多伦多，1993年以杰出人才身份移民美国。　　1997年我在香港呆了一年，见证了香港主权的过渡。我相信北京不会破坏“一国两制”，因为真的“一国两制”对它最有利。怕的是中低层官员和某些香港人误导北京。　　我回过中国大陆，中国的巨变使我百般感叹又难以消受。　　中国是在一条宽广道路上转折　　问：您对中国政治有什麽看法？您曾经是党员吗？现在呢？　　答：我从来不是中共党员，我有组织恐惧症，在海外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我与他们有很多接触，包括中国官员和异议人士。一些异议人士更象以前的共产党，由於他们被打压得很严重，心态压抑、被扭曲得也很严重，不少人变成悲剧人物，而私底下中国不少官员更象六四前的自由知识份子，视野较开阔，什麽都敢说而且敢做。　　中国并没有非常严重的民族冲突，军人没有干政传统，太上皇也不再存在，官民都有努力变革之心，中国是在一条宽广道路上转折，有很多问题在累积，也有很多问题被化解。官方说的和做的常常相反，这正是中国改革的玄妙之处。现在中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党，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虽然没人可以抢走他的财富与权力，但对自已人和民众的控制成本增长速度也很快，他越来越感到难以承受。内部要求变革的新力量，在未来几年就会成长起来。2021年左右，中共百年之际，传统统治框架会开始打破。现在人们并不太希望中国急变，而是希望少付代价。　　发行量下降幅度大　　问：出版是容易赚钱的吗？您最初的成本是从谁来的？　　　　答：全球化、资讯化使所有行业都在调整。全世界的出版业正遭受毁灭性打击，香港出版业更是小众市场，资讯的多元化，分解了出版市场，书店也越来越少，十多年来，明镜书种平均发行量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常常要靠几本畅销书来平衡更多亏损的书。所以，我们选择书稿愈来愈谨慎，在生存和品牌间寻找空间，能保本就很好了。　　另一方面，新办一家出版社变得很容易。现在香港出现了很多新的出版社，有的模仿、类似明镜，其实这几十年一直有这种状况，但能长久做下来的、形成规模的极少，书出多了，就会发现亏本的书多，能赚钱的少，而且书店不愿摆放量少却可能有读者的长销书。但一些被明镜谢绝的书稿，能通过别的出版社得以出版，可以释放、分散明镜的压力。所以，我很乐意於这些同业出现、持续。　　明镜之所以能生存下来，而且在增加出版品种，是因为一是制作流程网路化，自购纸张、批量印刷，控制了成本；二是品牌效应，有一批优秀作品，也受到零售商的欢迎；三是我们始终与各种政治势力保持距离，独立性是我们的核心力量。　　我们有明确和稳定的高端读者群，出版品也被全世界很多大型的、学校的图书馆收藏，所以我们可以生存。　　明镜最初的成本只有几十元加币的无限公司注册费，用合作出版，延后付印刷费建立了我们的基础。拒绝了外来投资，免於了明镜的价值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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