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虹：宋彬彬道歉会的策划——对文革受难者的亵渎│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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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虹：宋彬彬道歉会的策划——对文革受难者的亵渎
小林 (发表日期:2014-02-05 15:40:53 阅读人次:1955 回复数:2)
2014年1月12日，在原北师大女附中部分一九六六年在校学生和老师，以及老师后人的见面会上，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也向卞仲耘雕像鞠躬道歉。卞仲耘副校长年逾九十的丈夫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没有出席这个见面会。卞仲耘的家人在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说，他们并没有被邀请出席见面会。　　卞仲耘被害的经过　　历史学者王友琴对卞仲耘被害经过的记述是这样的：　　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 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当时这个学校没有正校长。　　在 7 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校。7 月 31 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后者中大部分是学生，这些人也都是红卫兵的负责人。　　8 月 5 日上午，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得到通知，下午要开“斗争会”。下午 2 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开始了暴力行动。副校长胡志涛告诉学生，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台下。人群中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劳改”。用扁担和筐子挑土。卞仲耘担不起，就被劈头打倒在地。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有垒球棒，跳栏上的横档，还有旧桌子椅子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五十岁的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把卞仲耘搬到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上。另外四个人还在继续“被斗”。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　　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 8 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他们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身心伤害极其深重。　　企图改卞仲耘死因为心脏病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 7 人名字的纸片。这 7 人中有 6 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尧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即使是在当时普通人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来，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 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 年 6 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女附中学生陶洛诵和张敏的见证　　原师大女附中初二学生张敏，是卞仲耘校长被殴打时的现场目击者之一。2010年，张敏以敏一鸿的笔名发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她这样写道：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只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贴着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學，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類。……8月4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鬥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XX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著名报人吴XX，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黄XX的出现，表明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告诉各班哪些人？　　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8月5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 　　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另一位见证者陶洛诵2007年6月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这样写道：　　几天以后，8月5号，我亲眼看到，在学校里，三个校长，两个主任一字排开跪在操场的高台上。红卫兵勒令他们说：“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有几个女学生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文革前学校学生里有些人入了党，后来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党员。她爸爸是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总管东北三省。校领导和老师对家庭有势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们学校由邓榕传达她爸爸邓小平的指示，我看见白老师（共青团负责人）与邓榕并肩而行，邓榕滔滔地说着什么，白老师谦恭的态度就好同对待首长一样。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不久后，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门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实况转播。毛主席跟她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她后来去了美国。她对8月5号发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　　宋彬彬的道歉声明逻辑错乱　　在道歉声明里，宋彬彬说：女附中的文革，是从六六年六月她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她先要向师生们道歉。说到暴力致死卞校长的八五事件，她说“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　　宋彬彬认为自己对卞仲耘的死“是有责任的”，不过，她的责任，不是对红卫兵暴力的领导责任，不是对八月五日批斗会的组织责任，而是因为她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因为“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　　这些话读来相当奇怪。宋彬彬和刘进勿需“强势”，就已经“阻止”成功，，因为，一经“阻止” ，“围观的同学”就“散了” 。这说明，宋彬彬和刘进在学校是很有号召力的，但那些抡着“带铜扣的皮带”和举着“带着钉子”的木棒的同学呢？他们也散了吗？宋彬彬和刘进还以“保护人”自居，似乎其他人没有命丧黄泉，就是他们保护得好，而卞仲耘死是她们没有保护好 - 这是哪门子逻辑：一个暴力组织红卫兵的头目，兼任施暴对象的保护人！　　卞仲耘是红卫兵在北京打死的第一个人。当天晚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已经知道卞仲耘被暴打致死，而这个消息，在八月十八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向毛献红袖章之前，为时二周，是不可能不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的。可以说，宋彬彬参与的暴行得到“伟大领袖」的嘉奖，她是踏着卞仲耘的尸体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她的光荣换来的是大规模升级的红卫兵暴力。她的光荣必然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叶维丽宋彬彬策划的道歉破产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难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道歉的诚意，那么她首先邀请的，应该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还有他们的孩子们。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没有出席这个见面会。在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王的家人说，他们根本没有被邀请。　　这个师生见面会的主要公关策划者，是原女附中学生，“红色大院的女儿”叶维丽。这位受过耶鲁正规训练的历史博士，长期无视她亲眼见到过的由王晶尧保存的“宋彬彬谈话记录“及其他原始材料，放弃一个史家应有的尊重事实的专业品格，与刘进冯敬兰等人一起，长期偏袒宋彬彬的个人立场，更与得到宋彬彬支持的“记忆”网刊主编合作，以寻求细节为借口，掩盖卞仲耘案的历史真相。在陈小鲁的道歉被社会广泛认可之后，叶维丽等人看到一个既能获得社会接受（甚至好评），又能洗白宋彬彬的机会。他们想让卞仲耘案责任人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陈小鲁道歉这趟火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借这个师生见面会，卸掉她已经被历史定格的责任。　　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而聪明的策划。只是，叶维丽宋彬彬等人，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王晶尧几年前相信过叶维丽“研究”卞仲耘受难事件的诚意，向她提供了他保存的所有原始资料。然而，王晶尧虽然已经九十多岁，却是少见的头脑清明的老人，从叶维丽种种相关作为，他看清了她的用心。卞仲耘的家人表示，他们对这次见面会的“思想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出席。　　叶维丽宋彬彬失算了，他们低估了公众的判断力。这个避重就轻，欲盖弥彰的道歉，不但不能洗白宋彬彬，反而让更多人看到宋彬彬的阴暗与虚伪。这个亵渎受难者的道歉，会使人进一步看到文革这场浩劫后果的严重性，探讨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彬彬的道歉，不失为一件好事。　　2014年1月16日，俄亥俄河畔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8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