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谈之三转录│山雨欲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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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谈之三转录
山雨欲来 (发表日期:2010-02-08 09:18:26 阅读人次:1109 回复数:1)
文革杂谈（三）　　作者：正宇君　　有人一听到要一分为二地看文革的时候就来气，好像挖了他家的祖坟，怒火万丈，以危言耸听的口味说：难道你想回到毛泽东那个让人吃不饱，穿不暖，饿得男人没有精子，女人生不出孩子的时代吗？　　当稍有头脑的人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会有何感想呢？你一定会认为这样的人一定没有头脑，或是有神经病，或是品质恶劣，或是立场有问题。那些所谓的理论精英和极右派们从他们试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的反动立场出发，不断地故意用错误的视觉夸大当时的失误，甚至编造谎言丑化“文革”时期，丑化毛泽东时代。他们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诚然，毛泽东时代人的生活水平是不高，包括“文革”时期。如果我们为此感到遗憾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这种遗憾变成不分析的责难，把当时人民生活相对较低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制度，归罪于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而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归罪于当时的各种政策，则是错误的，肯定不是用正确的历史观看待历史问题的。　　大家想想，拿发展了三十年的今天与一九七六年仅仅比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概括成整个毛泽东时代与其比生活水平，来确定整个社会状况的好与坏，进而全盘否定当时的政策，这公正吗？而那种比较方式，有多少可比性呢？　　改革开放以来，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今天有了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天人们的生活就达到了今天的水平。现在看来能行的通的政策，在过去就不一定行的通。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改革措施，在国民党时期都有，或施行了，没有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历史条件不一样了。以现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作风领导中国人民去打倒腐败没落的国民党政府，恐怕自己要先被打倒了。如果在建国初，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现在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恐怕新的革命又出现了。如果看到如今重新出现的早已被消灭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看到打击黑社会的劲头和警匪勾结中的“全国劳模”高干，那么在急需树立政府新形象的建国初期，恐怕许多社会邪恶现象就难以消灭，党和政府的威信就难以树立，历朝历代都存在的消而不灭的土匪势力，在新中国也难以消灭。如果采用现在的什么都靠引进外国的技术的方法搞建设，恐怕我们现在引以自豪的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无法建立起来，暂且不说人家是否允许你引进人家的技术。改革开放以来，把国民经济的重心放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来，是得民心的。毛泽东时代也不断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可惜，由于当时种种原因，都没有真正实现。现在，能比较好地干这件工作，这首先是国内国际环境具备了这个条件，有了相应较好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而这个基础的确立是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整个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独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功绩之一。这个应该永彪青史的时期，是我们伟大的民族清除腐败的政治统治、摆脱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真正走向独立和复兴道路必不可少的历史发展阶段。　　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生存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孰轻孰重？有战略眼光的人一定会把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放在第一位，从古到今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况且七六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比六六年要高，不论是人们的吃穿，还是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都有较大的提高。毛泽东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整体上讲比建国前有了较大提高，这是铁的事实，邓小平文选上也是这样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的载明了这一点。因此，肆意地歪曲历史事实，甚至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恶毒攻击毛泽东时代是违宪的，是最大的违法行为。另外，人口的增长，人均寿命大幅度的延长，国民文化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都是铁的事实，这也是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最好佐证。　　简单地指责毛泽东时代吃不饱、穿不暖，忍饥挨饿，这是对事实的极大歪曲。建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整体上看是一直在提高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提高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这与建国前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单从人口增长上来看，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就提出了人类要有计划的生育，六十年代初，我国就有了专门的管理计划生育的机构，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从七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在短短的十年中，中国人口仍增长了近一倍。从清朝末年到一九四九年，近百多年来，中国的人口几乎就没有什么增长，且人均寿命极短。要知道人口的数量的增长也是要靠经济实力的呀！中国几千年来人口的数量及增长情况一直都是衡量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一项重要指标。　　毛泽东的大半生都是在领导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战的。在当时，只有共产党的主张、社会主义的理念才能有力地把全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与腐败反动的统治、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们进行殊死的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赢得真正的独立，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斗争初步达到了我们神圣的目标。我们推翻了腐败的反动统治，统一了全中国（除台湾外），结束了被孙中山概括为一盘散沙的旧中国软弱可欺的局面，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废除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帝国主义从他们的自身利益考虑，是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是不会让中国轻易的独立、强大起来的。而新中国的创立以后，政权能不能稳定、国家民族的安危如何不能不是国家决策者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这是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的，历朝历代的开国政治家都很难把全部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眼前的生活水平上来，如果这样那将是目光短浅的政治家。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国初期，新政权不仅面临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还要面临国民党的残余武装，面临国民党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潜伏下来的、专一破坏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特务，面临历朝历代都消而不灭的土匪武装，面临帝国主义的对新中国政治上的颠覆图谋、外交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破坏和封锁、军事上的包围与威胁，面临旧势力复辟的危险性，面临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挑战，等等。　　在冷战时期，在亚战争状态下，新中国与一切敌对势力的斗争贯穿了毛泽东时代的始终，直到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安理会五个常人理事国的地位重新得到确认，以及美国政府迫于在越南战争中的困难局面和调整对外政策的需要，急需中国的帮助而不得不放弃敌对的对华政策为止，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从那时起，中国的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到全世界的广泛承认，才有了地球的球籍，真正拿到了地球籍的“户口本”。而这一起码权利的取得距与新政权的建立已时隔二十多年之久了。中国外部压力的缓解，为国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新中国的发展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新中国所有后继领导人都不否认的事实。同时，中美关系解冻也是史学家们公认的当代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中国真正确立了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女儿的时候，他曾经预言了中国以后将产生的巨大变化，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机会看到这个变化。　　年龄较大的人，或许会清楚地记得，在计划生育高潮时期，一个没有准生证出生的孩子，而弄不到户口本在社会中生存所遇到的尴尬和困难局面，想到这里，你或许就会知道新中国那个时期没有世界“户籍”所面临的困难。新中国以刚出生的柔弱之躯，身处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取得如此大的胜利，是多么地艰难，多么地让人自豪和骄傲。这样的胜利，如果象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之流一味地向帝国主义妥协、退让是不可能取得的。它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国际敌对势力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实施以文化大革命为核心标志的、依据当时国内国际的历史条件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在国内充分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在国际上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的结果，而这种行为也正是“文革”原则的体现。　　毛泽东时代是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个产生英雄的时代，处在英雄的时代虽然是光荣的、幸福的、令人自豪的，但往往不是物质生活富裕、最能使人享受的时代，因为需要英雄的时代，往往是国家和民族处于最艰难乃至生死存亡的时代，需要为民族的长远利益作出牺牲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开创与确立不仅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古今中外伟大的领袖人物、无数的烈士，还产生了许许多多影响和教育几代人并必然在历史上留下英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并用他们的英名为那个时代添光加彩，为时代打上深深的烙印。产生了如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钱学森等等大批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不计报酬、踏实工作的时代先锋，他们是那一代人的代表，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才为后来的发展、为后人的幸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它与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变革有本质的不同。例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朝代的更替都是在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所进行的任何变革都是试图为那个阶级服务的。即便是通过农民起义获得统治的变革也是如此。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尚不能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都要首先医治战争的创伤，防止旧势力的复辟，更何况毛泽东所领导的这种变革彻底打破了旧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个社会变革是在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围堵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新的制度确立之后，它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便如此，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不是后来的政治的需要所进行的自我否定的话，也是会被全世界刮目相看的。　　汉武帝时期不断遭到北方匈奴的侵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民族尊严受到严重的侮辱。这种局面在汉朝之前实际存在了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汉武帝深深地认识到北方不平，江山难稳。因当时汉朝力量薄弱，内部矛盾重重，汉武帝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待条件成熟后，不惜举国之力，聚势而发，终于将匈奴打得一蹶不振，最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汉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致使人口锐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汉武帝认为自己如果惧怕背上骂名而退却，不抓住时机完成荡平匈奴大业，把这个难题留给子孙，恐怕他们难以做到。他力排众议，以超人的雄才大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数百年来人们的夙愿。汉武帝的赫赫功绩，他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帝王能与之相匹配呢？尽管汉武帝有穷兵黩武之嫌，尽管有许多失误，但功绩总是要与错误孪生的。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伟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痛苦的抉择，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为现代服务。　　　　　历史上任何的革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革命的发生都是有它发生的客观基础的，往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历史伟人的杰出贡献，都不可能超出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我们可以为革命付出的代价而惋惜，但我们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意愿而全盘否定革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的政治措施的得失评价标准主要是看其主流，而不能看其支流末节。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当以弃轻就重。看一个历史事件的得与失就是要依据历史的条件，客观地分析它有没有进步意义，以及其意义的多与少，大与小。这个进步意义就是看它对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多少，给人民带没带来益处，及多与少，它与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全盘否定历史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实际状况以及现在人的观点去苛求与现在客观实际根本不一样的历史。“文革”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与当时的国际背景相联系，与当时的国内形势相联系，它与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演进的结果相联系，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相联系。“文革”虽然有严重失误，但它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前进中的失误。它毕竟第一次把几千来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地推到了政治的最前沿，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政治”。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真正的伟大社会变革。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为这一伟大的社会进步而欢呼。　　由于这是第一次，难免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就像未成年的孩子一样，他身上的稚气也总是让人感到可爱。稚童总是有这样的缺点和错误，对其批评是应该的，必要的。但是，不能忘记，幼童总是代表未来的，我们的责任是对新生命精心的培育，而不是扼杀。　　文革把几千年的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打了个稀巴烂，使工人、农民明白了自己才是真正的历史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尽管现在看来，在这场运动中确有误解民主而造成了实际不民主的地方，但它却是民主的理念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宣传，民主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文革的十年，是我国历史上，官员与老百姓最平等的十年，是官员最廉洁的十年，是建国以来广大领导干部最接近群众的十年，最爱民的十年。在那十年里，如果某个官员要贪污了，要多占了公家的东西了，要么他们总会及时地得到人民的监督，即使他们的欲望暂时得逞了，他们往往会终日惶恐不安，受到良心的谴责，遭到正义、公正对他们的折磨；他们要么自觉地向正义低头，要么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审判。在一个所谓民主的社会里，如果邪恶得不到及时的惩罚，正义得不到及时的声张，贪污腐败盛行，那么这样的民主的真实性和价值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这种状况所做的任何辩解以及辩解的图谋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理念真实含义的粗暴侮辱。　　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是充满困难的年代，是要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的年代，是在历史的航海中最难决择的年代，是磨练个人意志、培养美好情操的年代，是个需要个人做出伟大牺牲的年代，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充满希望的年代，是个促人奋进的年代，是个火红的年代，是创造光辉业绩的年代，是劳动人民最有自信、最把自己看作主人的年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最关键的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令人自豪的年代。因为在这个年代，也只有在这个年代才能培养出国家和民族在危难时期最需要的最少自私、最能吃苦耐劳、最有崇高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战胜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困难，使长期饱受战乱之苦，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国家坚强有力地站了起来。面对极其艰难困苦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仰仗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才能焕发出来的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社会凝聚力，经过短短二十几年的努力，消灭了旧政权的残余势力，铲除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危害百姓数千年的土匪势力以及使其产生和存在的土壤，消灭了许许多多在全世界一直难以根除的社会恶习，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粉碎了国际敌对势力形形色色的试图包围遏制新中国和颠覆新政权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快速将长期战争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通过经济封锁扼杀新政权的美梦，后经四、五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把我国建设成了一个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拥有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繁荣昌盛的人民共和国，构筑了中国国民经济总格局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指标的大多数都是在文革时期最终完成的，而文革的前期正是我国经济建设环境最恶劣的时期。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人口众多、文盲充斥的国度里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这一成就曾受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仰慕。据有关媒体披露，以1976年的中小学生在校数量和入学率为基准，此后多年连续下降，到90年代中期前才恢复到与此相当的水平。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我国在现代科技基础几乎为零的基础上，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发展，在许多领域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其成就有些恐怕是在拥有较好的基础的条件下又发展了三十年的今天也难以望其项背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的提高，生活观的转变，也不得不说那时代也是个留有许多遗憾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的年代。　　任何一个年代都会给人留下遗憾，留下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否则社会就不会进步。因为社会的进步需要不断地探索，人类社会就是在探索中取得进步的，探索就意味着可能的失败，就意味着牺牲和付出令人遗憾、甚至是令人痛心的代价。就像后来人们常说的那样，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一样。　　什么是前进中的错误，什么是探索中应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和牺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看法，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评论，不同的行动。由于每个人家庭的历史背景不同，在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不同，理想与愿望也就不同，对社会的要求也不同。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但是现在似乎很不合时尚的一句话：阶级立场不同。当然，在同一个阶级里边，由于不同社会思想的影响，个人的理想与追求就会不同，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好与坏、美与丑的判断标准也会不同。例如，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对待消灭剥削制度的残余问题上，现在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统一的答案。在如何对待批判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等问题上，归根到底，我们还可以说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上，新老剥削阶级、官僚特权阶层、不劳而获的地痞无赖、社会黑帮以及想成为这样的人的人如果站在他们立场上说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而他们所指责的恰恰就是真正的劳动人民所喜欢的。　　什么是真正的正确的东西，美得东西，我们只有站在历史的角度，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否代表了社会的未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未来应该是人民的未来。因此，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毛泽东时代和文革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文革本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