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请进│111111│东洋镜

首页 >> 论坛 >> 读书

	字体∶大中小
老赵请进
111111 (发表日期:2009-07-10 15:10:48 阅读人次:4102 回复数:48)
修改完的文字，不妨作消暑读物　　　　火器之败　　在官方的历史教育叙述中，四大发明作为民族成就的无上辉煌始终被重点强调，其一的火药当然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可是，发明火药的民族日后如何被敌手用火药痛殴，历史教科书中除了语焉不详的“封建专制王朝腐朽落后”等等，往往没有更加深刻的探究。　　对回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的人来说，面对一系列的败绩和屈辱，有一个词每每会令其倍感触目惊心：船坚炮利。中国之所以羸弱不堪，正在于抵敌不过对手的船坚炮利。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中国但有开花炮弹及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应当是时人的代表性看法。　　然而，现实残酷地证明，在通过自强运动等方式有了开花炮弹及轮船之后，中国并未能让觊觎者望而生畏，反而以惨败于向来被蔑视的“倭奴”的方式，一步步沦入了愈发可悲的任人宰割之境地。这个巨大的挫败给中国人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心理创伤，它的影响深深左右了此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抉择。以此观之，“开花炮弹”所代表的火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着实扮演了一个极为吃重的角色。中国人如何看待火器？中国的火器发展为何落后？诚然是有必要追问的重大课题。　　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依据，人类文明或可划分出石（骨）器、青铜器、铁器的渐进发展过程。武器亦然。以毁灭工具的代革来说，则是冷兵器、火器、常规热兵器乃至核兵器。之所以把火器和常规热兵器区别对待，就像把同属于金属的青铜器和铁器分列一样，两者虽然同质，却又境界迥然。粗略地说，在传统火器和现代常规热兵器之间的最大分野，可能在于火药的革命，即黑火药被黄火药取代。　　黑火药大概是炼丹术士们穷尽脑汁寻找不死仙丹的衍生产品，但当它应用于军事领域，造就了火器之后，人类就踏入了新的热兵器时代的门槛。只不过，这个新生事物仍必须要度过漫长的成熟阶段，不得不与前一时代的余绪共存。因此在很长的时间与空间内，战场上的火器与冷兵器一直新旧夹陈。中国的火器起步很早，却日渐停滞落后，其转折亦在此一时期。等到了李鸿章致信曾国藩那一年，德国化学家威尔博兰德发明了TNT，加之前后诞生的硝化纤维火药、无烟火药等新技术，传统火器才完成了向现代常规热兵器的跨越。　　本文讨论的火器范畴，限于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压力发射弹丸的射击性武器，而不包括更早便有的以喷射火焰灼伤或惊吓敌人的较原始形态，以及用人力或机械力抛掷的燃烧、爆炸物。若以此论之，中国的火器战争当起始于南宋/金对峙时期，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明代而极盛。　　单就中国历史而言，远在西方势力出现之前，火器在武备中的比重就已逐渐增大。从南宋/金到蒙元入主中国的百多年间，战争频仍，也是武器科技提升的良机。杀伤力更强、破坏力更大、打击距离更远的武器，非火器莫属。但此时的火器，远不是战场上的主宰，其作用主要体现于城市的攻坚和防御作战，决定战役胜负仍要依靠冷兵器的厮杀。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自漠北高原起家，迅速扩张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虽以骑射见长，却也充分重视火器的应用。他们利用吸收的火药、火器制作人才，逐步组建了一支冷热兵器兼备、步骑炮混成的军队。这是当时蒙古势力能狂扫欧亚大陆的主要原因，世人皆看重蒙古骑兵的骁勇彪悍和高超战术，却相对忽略了火器在征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社稷亡于蒙古人之手的金哀宗感叹：“北兵所以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他所说的“中国之技巧”，无疑就包括火器的制造与运用。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元璋最终开创帝业。而明军亦极为重视火器，故茅元仪《武备志》有说法称：“本朝之得天下也，藉于火为多。”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京军编为三大营，神机营“专习枪炮”。尽管神机营还未必能说是独立的专业炮兵部队，但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一支前卫的武力。可是，火器的应用前景在此际，却面对着一个重大的选择。简单地说，就是究竟重点发展枪（铳）还是炮？　　枪攻击的是点状目标，炮攻击的是面状目标；枪较为灵便，炮较为笨重；枪射程较近，炮射程较远……若说瞄准射击个体人物，则鸟铳是百步穿杨的利器；若说轰击营垒城池，则大炮是威力强大的铁拳。枪炮可谓各擅胜场，而对于拘泥于防御性格的明帝国来说，其火器发展重点放在了后者。从现实情况出发，明军重视火炮也有其道理。首先，明帝国最主要的敌人仍是北部边患，即游牧民族的骑兵集团。依托长城等防御工事，用炮火在远距离上打击对方集群，杀伤人员之外还能造成马群惊恐，而鸟铳的功效显然要小得多；其次，军队的另一个基本职能是镇压国内的各种叛乱和民变，火炮不但可以摧城拔寨，还能给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威慑。或许是种种因素的合力，最终决定了明军在枪炮之间向炮倾斜。与之相对照，日本则倾向于前者。一支武装力量偏好使用某一种武器，归根结底还是战争所发生的客观环境导致。日本国土狭窄，军队规模有限，缺乏战略机动的纵深空间，和中国大陆比起来，任何战役都显得仿佛近身缠斗，所以射程不远但准确度较高的鸟铳更受欢迎。在清剿倭寇战争和抗日援朝战争中，明军的火炮以及日军的鸟铳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这时，火器在西方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东方的前面，虽然双方的差距尚且没有太大。明帝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火器是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人初来，“恃火铳以自固”。嘉靖元年，葡萄牙舰队至珠江口，欲占屯门，“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师截海御之”，生擒42人，斩首35人，俘被掠男女10人，缴获船只两艘。是为新会西草湾战役。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军水陆合围，攻破葡萄牙人、倭寇和海盗盘踞的浙江双屿；翌年，明军又调集大小战船百余只，征讨福建浯屿，焚毁葡萄牙人战船十三艘，歼敌五百余人。这些战例都说明，葡萄牙人火器虽利，却还不像日后清军与英军那般差距悬殊，明军只要果敢攻击，仍能克敌制胜。最主要的是，此时的明帝国上下，比后来的满清政权要开明得多。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三年后定居者已达六百人之多。需要说明的是，彼时的澳门并不是殖民地，按今天的说法，不妨称之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特区。　　黑火药时代的西方火器暂时领先，和后来的现代枪炮优势还有所不同。后者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革命，而明中期来到东方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荷兰人，其火器之先进，不如说是得益于后发便利。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并不少见，如中国的团扇传至日本演化出折扇，中国的木、陶活字印刷传至朝鲜半岛引发了铜活字等。此种进步回馈到创始国，就会带动一波新的技术提升。于是，在与西方人实战的经验冲击下，中国的火器专家们迅速做出了回应。庞乃明在《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中归纳，明军获得西方火器的主要途径有四个：一是南洋华人辗转回国时带回；二是葡萄牙人敬献的礼物；三是明军战斗中缴获；四是明方人士用计骗取。但是，明人对仅仅得到这些“洋玩意儿”并不满足，更要从技术上熟悉它、仿制它甚至改进它。总之，明人对西方火器的态度，完全符合曾被今日官方津津乐道的所谓“拿来主义”原则。　　明人对火器的认识，首先就是它的威力。茅元仪《武备志》说：“兵技，第一大佛朗机，其次鸟嘴铳，又其次弓矢，至于刀斧，则其下矣。”这段话一方面呼应了前述的明人重视炮过于枪，另一方面也干脆地指出了火器胜过冷兵器的趋势。既然火器威力如斯，就要为我所用。与海寇作战多年的胡宗宪说火器“盖岛夷之长技也。其法流入中国，中国因用之以驭夷狄。诸凡火攻之具，炮箭枪球，无以加诸。”佛朗机的技术得自海外，但中国人掌握之后用来对付外敌，“师夷长技以制夷”，早在明代已得到了切实实践。稍后的谭纶就说：“中国之长技莫逾于火器，而火器之利又莫逾于佛朗机。” 何良臣亦云：“鸟铳出自南夷，今作中华长技。”在这里，火器重新成为了中国的“长技”，而佛朗机不再是一种舶来品，变成了中国一类火器的名称。　　就像清季仍有人尚且坚信神功护体刀枪不入，此时也不乏对火器持怀疑或否定者，但着眼点截然不同。明末的反火器论者是从传统的道德伦理立场出发，批判火器的“凶性”和对它的过分倚重，这恰恰是建立在对火器威力的了解之上的。如儒学大家刘宗周对朝廷任用汤若望演习西洋大炮就称：“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自有火器，辄以为劲。误专在此。”其立论在“误专在此”。然而，山河板荡之际，焉能拘泥于对一种武备的道德评判？崇祯帝明确答复：“火器终为中国长技”，西洋大炮不可偏废。最高统治者的开明态度，有力地推动了火器的进步。　　体会了火器的威力，自然就要影响到明军的编制装备和战斗方式、理念。最先产生变革的是水师，而自火器诞生以来，本就是水上舰船善用的攻击手段。新型火炮的应用，无疑使船舰交战愈来愈演变成搭载火器的较量，所以顾应祥说火炮“最利水战，剿灭海寇”。戚继光打造的水师战舰，以一艘福船装备大发贡一门，大佛朗机六座，碗口铳三门，鸟铳十把，“第一甲佛朗机，甲长专管放佛朗机。”这又何尝不是后人孜孜以求的“船坚炮利”？　　水师之外，陆军的火器配备也在明代后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水平。嘉靖九年（1530年），汪宏上书请将佛朗机等火器用于北部边防，此后明军的装备出现了极大变化。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下发铜铁佛朗机2500副给陕西三边；嘉靖三十七年（1559年），兵仗局仿制一万支鸟铳下发各部队；到了辽东战事正炽时，朝廷经常一次性运送大量火器前往前线，如天启六年（1626年），一批解往山海关和宁远的火炮就包括“头号发贡三位，二号九位，九边神炮二百位，虎蹲神炮二百位，头号佛朗机一百位，二号佛朗机一百位”等等。这种规模说明了火器已成明军的主战兵器，也足以展示明帝国的火器生产供给能力。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明人在火器的应用上，提出了车载机动和混编建制的伟大构想。戚继光被调往北部边防后，针对游牧民族的骑兵威胁，开始筹划车炮营。按他在《练兵实纪》中的记载，车炮营有128辆战车，每车安放佛朗机二门，还编有一些辎重和辅助车辆。全营有265门佛朗机，512支鸟铳，3109名官兵中炮手768名，鸟铳手512名。戚继光强调：“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战车既是运载火器的工具，又是野战中结营的倚仗；火器因战车有了机动能力，更能依托战车为发射平台。两者相辅相成，最大限度发扬火器之威。戚继光的车炮营，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现代陆军的机械化步炮混成集群。茅元仪后来在辽东筹办车营，提出要以佛朗机结合其它兵器，优势互补。他设想的“每战车一辆……用佛朗机一位，百子铳一门，俱自车而出。”像极了现代的主战坦克。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在上疏中说，若是经他革新后的车炮营（采用比戚继光时代更加先进的红夷大炮）“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十五个这样的车炮营，确实称得上一支雄壮威武的机动兵团了。　　如果说在运用上的创见还不足为奇的话，明人中的一部分精英更在思想上超越了冷兵器时代的巢臼，窥见了新时代即将发生的社会鼎革。沈昌世说：“古来兵法，至近世而一变为火器也，今有西洋炮，又一大变也。”他看到的是兵法层面的革命，但火器带来的还包括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冲击而导致的里程碑式巨变。　　对此思考最具深度的是万历年间的赵士桢。第一，他意识到了传统的国力强弱对比可能因火器而改变，“如果制造精良，士卒服习，弱国可成强国，小国可成大国。”这个论断在日后以极其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深深体会到了，不论是万里之外的英伦岛夷，还是近邻的东洋鬼子，都能凭借火力优势痛打老大帝国。第二，赵士桢比较了鸟铳和弓矢的优劣高下，指出传统军人以弓矢之能自矜，对火器“目为贱事，不屑专业”，而他大力呼吁推广前者，并提到了它“无贵无贱”的特点。众所周知，上古战争中带有强烈的贵族色彩，此后虽然越发平民化，但“穷文富武”的说法，多少仍表明了武人的特殊阶层感。赵士桢却看到了鸟铳（枪）的普及，将对军队的组成和性质带来不同的变化。他更设想：“村落富人，首令除以御暴，民快弓兵，亦各责之服习，一如北地之亲弓矢，南中之用弩箭，此风一畅，我武维扬，万一有警，便可驱市人乘城而守……”赵士桢的想法，无疑意味着寓兵于民、全民动员的战争模式，倒和美国建国之初的民兵体制完全契合。他的这些天才远见，事实上在欧洲近代史中得到了切实验证。火器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来由封建骑士主导的作战样式，也令平民组成的更大规模的军队成为可能。马克思认为，因为火药能够“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为此他将火药和指南针、印刷术看作“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赵士桢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巨变来临前的些许气息。　　不过，在回顾了明人对火器的看法之余，那个尖锐的问题自然凸现出来：中国的火器发展为何遭遇了拐点，走上了一条不进反退之路？　　回答上述问题，应先解答以下现象：大量装备火器的明军在和满清、叛乱者的战斗中，为何并未体现出较大的技术优势，相反却有很多次被对手打得大败，最后难逃政权倾覆的命运。其原因首先要从当时的火器水平来分析，明末的火器威力虽然比以前有了较大提高，但仍不足以完全压制冷兵器，特别是不善野战的弱点最难克服。顾应祥对葡萄牙通事献上的火炮进行实弹射击试验，发现其最大射程在二百步左右，而百步之内杀伤力较大，且能较准确击中目标，再远的话力量便大大削弱。何良臣则指出鸟铳“不可连发五七铳，恐内热火起，且虑其破”，就攻击力来说，“其所畏者链金花铠、南岛油漆凹条甲、湿布幔耳。”这都表明火器的性能还存在许多短板。以野战为例，火炮虽能覆盖约二百步的距离，但在骑兵全速冲锋之下很容易就杀到阵前；而鸟铳不宜连发，也就难以组成绵密连贯的火网，更何况对防护严密的敌人可能还未必有多大效果。除了威力之外，火器在装填、补给、维修、保养等方面均有要求，更受地形、天候等自然条件制约，因此野战可谓火器的最大弱项。偏偏明军最后遇到的两个对手，不论是满清八旗，还是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寇”，都有庞大的骑兵部队，擅长野战。明军自正统年间起大力建设车兵，并搭载火器，然而这种做法理念超前，却不具备与之相应的技术支持。戚继光在隆庆二年（1568年）的《练兵修议疏》中说：“以火器言之，一铳数子，脚踏铳而发，惟求分数，不念临阵之宜否。甚而一营之军，以十分之七充铳手，不知五兵以长卫短，以短救长。”他清楚地认识到，光依靠火器不能克敌，冷兵器的搏斗至关重要，铳手占据多数是畸形的编制。沈昌世想象车辆结成方营，杂设大小枪炮，当敌人冲来，“炮火不绝，即二三百步乃至数里之外，已歼其大半矣。”此一场景在中国要到二百多年后才能出现，即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毁于英法联军的枪林弹雨，而明末，还早了太多。　　其次，火器作为新式武器，对军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的是，明代中后期的军队和历史上各朝代的武装一样，从体制到质量都处于下滑阶段，虽有个别名将才干卓绝，仍不能力挽狂澜。和西方人接触较多的李之藻注意到欧洲的炮手们“明理识算，兼诸技巧，所给秩禄甚厚，不以厮养健儿畜之”。焦勖也说：“西洋教练火器，未肯令草率粗疏之人便许当兵食粮……朝夕演习，就如幼童学艺一般，不得时刻间断，以期速成。”屈大均因之慨叹：“顾夷人不惜重赀峻法，讲习演试，中土反之，以故不得其效。”武器归根结底要由人来操纵运用，军人的素养是新式武器能否形成战斗力的决定因素。明军在这方面的症结，极大地限制了火器的效力。翁万达说，佛朗机一座，共需六人，六人才发五炮，本有浪费战斗力之嫌，再加上“非善用者，时临惊惧，心志不定，高下无准”，效率可想而知。戚继光任职北部边防后，对边军的评价是“今之慑虏者，火器耳。然惟边铳、快枪二者，且制造不精，放演无法”，足见明军的火器部队不值倚仗。需要补充的是，在平原野战的对方快攻之下，火器的施放大概仅有一到几轮的机会，接下来就是白刃相接，此时决定战斗胜败的莫过于士兵的斗志和勇敢。这也是几百年后的西方军队仍高度重视刺刀肉搏的原因。而明军对火器既不熟练，又缺少白刃战的斗志，难免要折戟沉沙。　　第三，明帝国，或者说华夏民族长期不能摆脱的一个先天重大病害，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边患。在火器没有进一步发展之前，北亚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是任何农业文明的梦魇，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决非偶然。汪道昆《大将军戚长公应诏京师序》中引述了戚继光的一段话，总结中国何以拙于抵御蒙古骑兵的“五难”，是很诚恳公允的见解。其中第三难，他也说到“中国所恃者火器耳，北风高厉，胡尘蔽天，我当下风，火不得发。”精干如戚继光者，最后也不得不叹息：“有一于此，犹将不振，况五乎！”在和游牧民族的交战中受到的挫败，以及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入侵耗费的大量财力物力，客观上是阻滞中国火器提升的一个原因。而一旦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成了征服者和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科技、文明发展往往会起到严重的阻碍或破坏作用。对比此一时期的西方和中国，有个现象值得阐明：火器进步最快、对外扩张最早最力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亦即最远离游牧民族的地域。与之对应的是，明帝国亡于财政败坏，边饷激增是主因。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对这个问题有极为详尽的论述。　　主观客观的诸多不利因素，让明季火器的命运和国运一般坎坷。最悲剧性的是，火器不但未能挽救明的衰败，反而成为外敌击垮帝国的帮凶。　　彼时之火器功效最大处，莫过于防守坚城，斩关夺隘。前者如明军在京师、涿州、宁远等地的防御战中依托城市，打退了清军的进犯；后者却让后金军像当年的蒙古人一样，得到了打破明军防御的攻坚能力。徐光启看到了火器沦入敌手的危险：“若置铳于城之外以守，殴不教之民而挟铳而战，是又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但在明军战斗力衰竭的境况下，只能更加无原则地倚仗火器，导致火器被后金军不断缴获。　　若是施用火器的人不堪任用，便有再多的先进火器也是徒劳。崇祯四年（1631年），广东左布政使陆问礼、按察使孙朝肃在面奏时说：“火器足用，人未可信。”这句话可谓切中要害。翌年，山东发生登莱兵变，这个在孙元化主持下，接受葡萄牙人和欧洲传教士帮助建设的火器研制中心被叛军占据。明帝国的最精锐火器部队，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率领下转投后金麾下，并给后金带去铸炮工匠等技术人员，扭转了明与后金在火器上的实力对比。庞乃明指出，这一事变“竟成为明清易代的一大关键。”焦勖在《火攻挈要》中喟然叹曰：“及辽阳、广陵、济南等处尽有西铳，不能自守，反以资敌。登州西铳甚多，徒付之人，而反以之攻我……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其人，是犹以太阿利器而付婴孩之手，未有不反以资敌而自取死耳。”得到炮兵加强的清军，能够摧毁南明在江南依托城市进行的抵抗。比如史可法守卫扬州之战，清军在抵达扬州以北的斑竹园后暂驻，就是为了等候后续的重炮部队。　　清朝初年，火器的技术仍保持了发展的势头，这是因为和南明、明郑、三藩等敌手长期交战的需求。但清之“部族政权”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这种发展势头的不可持久。所谓部族政权，是一个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边疆民族，依靠暴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对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多数民族的统治，其最主要表现就是民族地位的隔阂与差异。在军事力量上，民族差别也有深刻体现。如康熙帝设立的三个火器制造厂，分为御制、厂制、局制。其中御制在紫禁城内，水准精良，专供皇室和满洲八旗使用（三藩之乱后的康熙三十年，1691年，设满蒙八旗的专门炮兵部队：火器营）；厂制、局制质量粗劣，给绿营使用，地方督造制品更差，也交付绿营。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写道，鸦片战争时清军之枪支，最先进的是御用枪，已有了燧发枪，以下依次为京营八旗、驻防八旗、绿营用枪。“这种为确保满洲贵族统治而采用的方式，却使得清军的主力------绿营在鸦片战争中以最次的装备来应敌”。　　满清为了维护其部族政权，在绞杀反抗者之后，自然要如同秦收集六国兵器铸造铜人一般，竭力削弱被统治者的武备。这种政策和明代的百花齐放相比，无疑大大不利于火器的进步。明末中国已经有了开花炮弹，焦勖说“铳之得力，全在铳弹”，可这一技术唯清之御林军专有，竟然被尘封遗忘。这也说明另一方面，在体验到铳炮威力的同时，弓马得天下的满清上层在骨子里对骑射还是满怀固步自封的骄傲感，只是把火器当作辅弼性武器，根本达不到明人对它必将主宰战场的认识程度。鸦片战争前夕，茅海建估计清军的编制中，鸟枪手和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各占一半，而此时去明末已经二百余年矣。所以说，当帝国境内的征讨战争基本落幕，当个别如康熙帝似的好奇心较强的帝王逝去，当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大门被关闭，当各朝代中期的诸般弊病开始显著化，火器在中国就进入了苟延残喘的阶段。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决定对160门明朝的神枢炮进行改造，制造新的“得胜炮”。神枢炮的射程原本在百步以外，可是改造后的“得胜炮”射程缩水到不足百步。这个例子清楚表明，清朝的火炮技术和质量都已发生了不如明朝的退步。明末的徐光启曾说“惟鸟铳最利”，可是据茅海建文中所引资料，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军居然还装备有166年前的鸟铳！之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乍浦之战后，清军将领反映列装部队9年的鸟枪，其损坏程度竟然大于装备了69年的老家伙，足见清帝国火器技术倒退之剧烈。一个较为流传的故事是左宗棠在光绪元年（1875年）远征新疆，于陕西凤翔发现明末留下的开花炮弹实物。他在回复总理衙门的书信中浩叹：“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至此，何至岛夷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说到同洋人打交道，左宗棠与文章开头提到的曾李二人一样，个中滋味，可以想见。　　回顾中国在火器与冷兵器换代之际的挫败，有两个结论需要后人正视。第一，说到船坚炮利，明帝国远远领先于后金，却亡于人手，可见单纯依赖“器”的优势，实不足以御敌制胜。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说：“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激励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要，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明朝晚期，从帝王、政界到军人，正是大部分丧失了奋发激励之志，纵然少数有识之士能看到新技术的前景，并呕心沥血地苦苦支撑，终不能拯救大厦之将倾。这对于唯技术论、唯武器论走红的当代中国，未必没有警醒的意义。“器”乃人所制，为人所用，但其核心仍然是“人”。　　第二，中国火器的衰落，不宜归结于封建社会腐败僵化等陈腐套路，更不应就此否定中国文明的学习与改进能力。明人在外来先进技术面前，曾经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和智慧。周纬在《中国兵器史稿》中表示：“（就明代火器文物而言）明代人之创造力实不亚于斯时欧洲之造炮术。惜乎明末甫见端倪之机械制造，至清而斩，更无进化所言。”徐光启曾说：“欲尽其术，必造我器尽如彼器，精我法尽如彼法，练我人尽如彼人而后可。”这样的思想，再一次被中国人说出是在二百多年以后，而为了这二百多年，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中国的这一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因素造就，即强大的游牧民族长年在侧虎视眈眈。这一威胁在经济上令农业文明不堪其累以至被拖垮，在军事上又如明臣马文升所云“无可胜彼之器具也”，故历史进程常为之干扰甚或斩断。中国之最大悲剧，莫过于满清的这次阻断恰好位于时代交替的门槛上，是踏出去还是绝足门外，部族政权选择了后者。设若近代之前的西欧与日本，在地理上有类似于中国的游牧民族威胁长期存在，文明能否存续都尚未可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因屈辱挫折而对本民族文化信心尽失，虚无和偏激情绪泛滥，但正如研究科学史的席泽宗院士所言：“我还是偏重把社会原因作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以至至今中国科技仍落后于欧美的原因……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644年是个转折点。” 　　　　　　　　2009年1月

Page: 2 | 1 |

回复[1]: 你让我深刻的认识到 馮建国 (2009-07-10 15:45:40)

　　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消化不良。

回复[2]: 长文慢慢欣赏 科长 (2009-07-10 16:00:03)

回复[3]: １１１１１ 会長 (2009-07-10 16:09:12)

　　漢民族がいつも玉門関まで、その以遠届かなかったという見方は間違いって言ってたが説明せよ！

回复[4]: 蜀犬吠日 111111 (2009-07-10 16:27:11)

回复[5]: 3楼少了一个1 111111 (2009-07-10 16:35:20)

　　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张议潮的沙州政权

回复[6]: 另外 111111 (2009-07-10 16:52:40)

　　如果隋唐都不能算作纯粹汉族政权的话，汉总是可以的，两汉势力都曾达到玉门以西很远

　　明初也曾设哈密卫，沙州卫，虽然有羁縻性质

回复[7]: 老赵 (2009-07-10 22:47:05)

　　呵呵

　　王哥好文

　　记得以前看过说明清开始没落的

　　明朝还有这一项

　　到清朝彻底没了

　　呵呵。轮流坐庄，中国坐庄时间也那么久了

　　落后一段时间也好

　　呵呵

　　对了，那一天谁赢了，呵呵

　　

　　换人了，估计小日本会换一个针对性强的

　　呵呵

回复[8]: 日本赢了 111111 (2009-07-10 22:54:28)

　　意料之中

　　日方是超次最轻量级，熊是蝇量级，有劣势，点数不够

　　不过赛前，内藤来向熊道歉，为他背后出拳一事

　　

回复[9]: 老赵 (2009-07-10 23:02:06)

　　哦

　　

　　内藤有点风度，那就好

　　要不太让我失望了

　　呵呵，敢作敢当，是个男人

　　

回复[10]: 应该的 111111 (2009-07-11 00:25:25)

　　这点要是做不到，岂非街头斗殴的混混了

　　不过，某经纪人说得好

　　这比赛都是蒙人的

　　在日本让日本人赢，去中国让中国人赢，就是赚钱

回复[11]: 老赵 (2009-07-11 00:45:02)

　　呵呵

　　

　　道歉认错早比晚好

　　省的多年之后想起来感觉很汗

　　汗下。。。。。。。。。。。

　　晚安

回复[12]: 你说得对 111111 (2009-07-11 00:47:50)

　　所以我刚和人道歉了

　　保重身体

　　晚安

回复[13]: 11111 会長 (2009-07-11 01:57:41)

　　我故意的！你学问造诣不浅，但还差一根，这一根够你学一辈子了，切切别自满。

　　我说的是面，你说的是点。干脆你指出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坦还比你举拿个例子有说服力。至于汉唐明在西域的那些所谓卫，有的是座破城或空城。几个老卒。甚至空一个名号而已，辖区不及城外。所谓势力所及，是对当地民众有效管理（包括服役，纳赋等等）哪个朝代在西域开赋了？

　　明朝还在黑龙江下游设了所谓奴儿干都司(约）管理库页岛了，能说那地方明朝势力范围？那个屁司，虾夷人一件皮毛都不会缴纳的。

回复[14]: 老赵 (2009-07-11 12:01:24)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无关对错，

　　对于不明白的人说什么都是不明白的

　　呵呵

　　

　　

回复[15]: 也就是个网文的档次了 搬送業者 (2009-07-11 14:07:26)

　　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比别人多有了点时间；把别人几本书里的东西整理整理、贯穿贯穿，一篇综述而已。

　　

　　不客气地说，只能说该文作者抄书的水平很高；还有一点，就是没受过专业训练，连写论文的最基本的工夫都没有。

　　

　　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自己总结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铺垫综述了半天，最后该说出自己的东西，即∶观点和结论时，居然去引用院士的观点和结论，那还写这么多文字干嘛？仅仅是为了给院士舔屁股、帮人家佐证嘛？用不着吧，人家已经是院士了。

回复[16]: 介绍一篇镜子里的范文 搬送業者 (2009-07-11 16:35:39)

　　《年代纵视》刘大卫

　　http://www.dongyangjing.com/disp1.cgi?zno=10010&&kno=001&&no=0033

　　

　　

　　既然要去写论文，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结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自己源于自己的经验和学识等，在某些现象、事实的叙述的基础上，抛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结论，并不一定非得100%的正确，但绝对值得别人去思考，甚至值得别人去反驳，这才叫论文！

回复[17]: 再介绍一篇范文 搬送業者 (2009-07-11 17:00:00)

　　《也谈李约瑟难题》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http://www.dongyangjing.com/bbsmain.cgi?mode=view&no=3564#HF2

　　

　　

　　还好，这个杨校长没有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罪魁祸首”套在少数民族头上。

　　

　　

　　优剩劣汰！不从自己身上找“内因”，总是想方设法地把一切都往“外因”上推，这种狗屁思维不清除，再过几百年也还是一个鸟样，就是个被动挨打的命。

回复[18]: kalichen (2009-07-11 17:56:21)

　　我觉得，一个人水平的高低，见仁见智。也不重要。

　　一个人要是有了分身，和分身的分身，才是可怕的。

　　小沈阳有一个段子，说得形象生动。

　　他跑到坟地里，对追他的人说，我到家啦。。。

　　哈，大笑，见鬼了。

回复[19]: 搬送業者 (2009-07-11 18:05:51)

　　有时候有的话不好说，只好分身、再分身。但是，不管分身不分身，ID也就是个ID，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

　　楼上也是个博士，当然知道论文该怎么写。

回复[20]: 敬天爱人 (2009-07-11 18:20:46)

　　作者只说了是消暑读物，哪儿可以推断出是一篇论文？

回复[21]: 搬送業者 (2009-07-11 19:14:08)

　　不知道内情的楼上就不要插嘴了！即使想插嘴，仔细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和结构也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

　　

　　

　　

　　其实对作者根本没恶意，可能某些话说的过头了。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想往学者的路子上发展，第一是严谨，第二是严谨，第三还是严谨，这种四不象的东西，也就是自我满足而已。

　　

　　

　　话又说回来了，也不算过头，此人平时回复别人时，也是这样的“口调”，这里只不过是模仿一下，中国字谁不会写呢？

回复[22]: 今天走了2个大师 科长 (2009-07-11 19:48:01)

　　人民网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吕绍刚）记者今日从北大校办了解到，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今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新华网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廖翊)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回复[23]: 老赵 (2009-07-12 00:16:34)

　　

　　其实批评啊，辩论啊每一个楼主都应该很欢迎的

　　但最起码的要站在一个对人最基本的尊重理解态度上在评论

　　镜子看了时间也不短了

　　你们真不是混蛋，一帮假流氓

　　就别硬撑装流氓了

　　尖酸刻薄不用学习

　　讲脏话骂人你们更不是对手

　　唉，真那一天正碰上一个较真的

　　估计不给你们梯子你们自己也马骝的爬下了

　　和主题无关，和所有回帖无关

　　只是随便说一下

　　

　　

　　

回复[24]: 先说13楼 111111 (2009-07-12 00:54:06)

　　我和会长素不相识，所以你不了解我很正常。要说自满，这里我可能是倒数第一的最有力竞逐者。认识并且稍微熟悉我的人，知道我的态度。

　　在一个自满者如过江之鲫的地方，如果我被你视为自满的话，只能说我有时比较诚实地说了实话。

　　明初诸卫，我说了有羁縻性质

　　你如果要在这个问题上挑毛病，可以从隋唐开创者的血统上着眼

　　但汉族政权对玉门关以西从未统治过的说法，委实过分

　　只能说未能持续，阶段性的统治可能短暂不牢靠，但有就是有

　　首先，征收赋税并不是中国古代政权确立对某个地区统治的绝对前提，中国古代传统统治方式有很多种；其次，唐代初期曾在西域实行过租庸调制；第三，奴儿干都司贡物有海东青、貂皮等，明史有记载

回复[25]: 再说15、16、17、21楼 111111 (2009-07-12 01:15:59)

　　15楼表明您根本没看懂拙文，甚至连体裁都没看懂，但急匆匆地就要来“舔屁股”，我真不好意思。

　　16楼引刘先生的文章为范文，当然这是您的看法和权力。我有点无话可说，因为此事和刘先生无关，不应涉及他这位局外人，何况他是兄长辈的相识。如前所述，只能说这表明了您的阅读与鉴别能力。

　　17楼不知道算不算“舔复旦大学校长的屁股”？另外，对中国明清之际的历史命运问题，杨玉良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过，他和他提到的林毅夫，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就像我评论“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及聚合反应新方法”（杨玉良的专业）一样。假如一个人觉得这篇论述有价值的话，还是那句话，阅读和鉴赏能力。

　　21楼是最可笑的。“不知道内情的楼上就不要插嘴了！”还否则……

　　我也想知道内情。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内情，多可悲啊

　　还有什么学者发展的问题，我从没想过或说过这样的目标啊，或许您认错人了

　　至于严谨，由一个不严谨的人教育别人要严谨……

回复[26]: 最后回应老赵 111111 (2009-07-12 01:25:14)

　　这里就这样

　　我今天过了35岁生日，也算中年了

　　中年会有心理、生理上的变化，有些人可能精神层面波动比较剧烈，需要释放排遣

　　其实这是斑竹老师创建东洋镜的一个最大功能（客观来说），也是善事

　　他们倒不是故意装流氓，就是一种心理的驱使吧

　　我知道在这里贴文章会有什么反映，可三天前我在豆瓣、天涯因发表有关新疆事件的评论被删贴并禁止发言三天，牛博更早就被疯了，没地方贴就跑这来了

　　

　　

回复[27]: 唐辛子 (2009-07-12 01:36:30)

　　给111111 ：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