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拉圖的哲學中，這種傾向變得非常重要（他受到巴門尼德的影響，巴門尼德則是赫拉克里圖斯哲學的偉大批判者）。赫拉克里圖斯把他感受到的社會變動經驗普遍化，擴展到「萬物」的世界中；如前所述，柏拉圖也是這樣。但是柏拉圖更把他對一個不會變動的「完美國家」的信念擴及於「萬物」的領域。他相信，相對於一般或會壞滅的事物而言，還有一種不會壞滅的完美事物。這種對完美和不變的事物的信念，通常稱為理型論（Theory of Forms or Ideas），是柏拉圖哲學的中心學說註34。
柏拉圖深信，我們可以打破命運的鐵律，以停止變動來避免壞滅；這種信念說明了他的歷史定論主義傾向有許多特定的限制。一個不折不扣而有始有終的歷史定論主義，不會承認人可以透過任何努力（即使他發現了歷史的命運法則）而改變法則。因為他的一切計畫和行動，都是無情的發展法則用來實現他的歷史命運的工具，人永遠無法違逆命運法則；這就像伊底帕斯（Oedipus）被預言的命運一樣，雖然他的父親採取了種種防範措施，仍然躲不過命運。為了對這種徹底的歷史定論主義的態度有更恰當的了解，也為了分析隱含在柏拉圖的信念中另一種相反的傾向（即人可以影響命運），我會對比一下歷史定論主義（可見於柏拉圖哲學）和另一種正好相反的研究進路（也可以在柏拉圖哲學中看到），後者可稱為社會工程學的態度（attitude of social engineering）註35。
從我所說的社會工程師的態度，決不能推論出在社會工程師陣營中，彼此之間沒有重大的差異。相反的，在我所謂「細部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和「烏托邦社會工程學」（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之間的差異，正是本書主要論題之一（我會特別在第九章指出我支持前者而反對後者的理由）。但是，在此我僅著眼於歷史定論主義和社會工程學之間的對立。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歷史定論主義和社會工程師對於各種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的態度，諸如保險公司、警力、政府、雜貨店等，也許更能進一步釐清這種對立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