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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镜· 铜雀鸣》（108）点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4）
weilin (发表日期:2022-09-05 07:17:07 阅读人次:1618 回复数:0)
《东洋镜· 铜雀鸣》（108）点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4）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緒論　　我不想隱瞞一項事實，那就是：對於時下流行的那些自詡為充滿智慧的書籍，我只能投以鄙夷的眼光。因為我深信……眾所公認的方法，必定會不斷增加它們的愚蠢與錯誤，即使完全禁絕所有這些空想的成就，也不會像這種假科學及其可憎的繁殖力那樣有害註7。 ――康德　　本書所提出的問題，從目錄上或許看不出來。它概述了我們的文明所面臨的種種困難。我們的文明或許可以形容為不斷追求仁慈、合理性、平等和自由的歷程；這個文明可以說仍在嬰兒期，而且儘管事實上常有許多人類思想的領導者背叛它，它仍將繼續成長。本書試圖指出：這個文明尚未完全從其出生的震盪中恢復過來──尚未從屈服於巫術力量的部落或「封閉社會」轉型到解放人類批判力量的「開放社會」註8。　　本書要指出，這種轉型過程的震盪，乃是反動力量得以產生的因素之一，這種反動力量一直想推翻文明，重返部落文化。同時，本書也指出：現在我們所謂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它的傳統和人類文明一樣的久遠。因此，本書也試著增進我們對極權主義的了解，以及不斷反抗極權主義的重要性。　　本書也進而試圖檢視如何以批判和理性的科學方法應用在開放社會的問題上，並分析民主社會的重建原則，我稱之為「細部社會工程學」，而有別於「烏托邦社會工程學」（詳見第九章）的原則。同時，本書也試著清除一些阻礙合理的研究社會重建問題的障礙。它是由批判一些社會哲學來清除障礙的，它認為若干反對民主改革的偏見之所以普遍流行，這些社會哲學實難辭其咎。其中最有力的一種，就是我所謂的「歷史定論主義」。幾種重要的歷史定論主義的興起和影響的歷史，就是本書的主題之一，因而本書甚至可以說是對於某些歷史定論主義哲學發展的旁註集。本書開頭的一些說明，將可顯示歷史定論主義的意義，及其如何與上述的問題連結在一起。雖然我主要是對物理學方法感興趣（以及和本書論旨沒有什麼關連的技術問題），但是多年來，對於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哲學）中令人不太滿意的一些問題，我也一直感到興趣。當然也會質疑它們的方法問題。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興趣，大多是因為極權主義的興起，而各種社會科學與社會哲學卻不能明白其意義所激發的。就此而言，我認為有個論點尤為迫切。　　我們時常聽到有人會認為某種形態的極權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人既聰明又有學養，卻主張說那是在所難免的事，實在是難辭其咎。他們懷疑說，我們是否真的天真到相信民主政治可以永久；我們是否真的看不出來它只是在歷史過程中反覆出現的許多政府形式之一。他們辯稱：為了打擊極權主義，民主政治勢必仿照極權主義的方法，而變成極權主義本身。他們或者斷言：我們的工業體系若不採用集體主義的計劃方法就難以為繼；他們甚至基於集體主義經濟體系的不可避免性，推論說採取極權主義的社會生活方式也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論證聽起來似乎非常可信。但是在這些問題上。可信度並不是可靠的指南。事實上，在未考慮下述方法問題之前，任何人都不應提出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證：做這種全面的歷史預言是在任何社會科學的能力範圍內嗎？如果我們一個人說人類未來要面臨什麼事，除了有如卜筮者一般不負責任的回答之外，我們還能期望什麼呢？這是一個社會科學方法上的問題。而這個問題，顯然要比對於支持任何歷史預言的任何特定論證的批判更為根本。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使我深信：這種全面的歷史預言完全超出科學方法的範圍。　　未來操之在我們，而我們並不依賴任何歷史的必然性。然而，有些深具影響力的社會哲學卻抱持相反的觀點。這些哲學宣稱：每個人都試著運用他的腦筋去預測即將面臨的事件；對戰略家而言，試圖預見一場戰役的結果，是理所當然的事；而這種預測和更全面的歷史預言之間並沒有固定的界線。它們主張說，科學的任務，一般而言，是在預測，或更正確的說，是在改進我們日常的預測，並且為預測找到更可靠的基礎；而社會科學的任務則特別是為我們提供長期的歷史預言。它們也相信自己發現了歷史法則，這使得它們能夠預言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提出這類聲明的各種社會哲學，我統稱之為「歷史定論主義」。在《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中，我已試著駁斥這些主張，並且指出：儘管它們似乎言之成理，卻是基於科學方法的許多誤解，尤其是忽略了「科學預測」（ scientific prediction）與「歷史預言」（historical prophecy）之間的差別。　　在我對歷史定論主義的主張進行有系統的分析與批判的同時，我也試著蒐集資料以描述它的發展。為了這個目的而搜羅的注解與說明，也變成了這本書的基礎。有系統的分析歷史定論主義，是要追求像科學之類的東西，但本書並不是如此。書中所表達的意見，有許多都是我個人的意見。它借助於科學方法之處，主要是要了解科學方法的限制：在無法證明時，它就不提供證明，在所能提供的只是個人觀點時，它也未自稱自己的觀點是科學的觀點。它並不想以新的體系來取代舊的哲學體系。它也不想躋身於「充滿智慧」的書籍之列，成為時下流行的關於歷史與命運的形上學作品。相反的，它試圖指出：這種預言式的智慧是有害的，歷史的形上學使科學的細部方法不被用於社會改革的問題上。它也想進一步指出：　　當我們不再自詡為命運的先知時，就有可能成為自己命運的創造者。　　在追溯歷史定論主義的發展時，我發現歷史預言的危險習性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知識領袖之間，也產生各式各樣的作用。有這種習性的人會吹噓自己屬於有識之士的核心圈子，具有預測歷史進程的卓越能力。此外，還有個傳統看法認為：知識領袖天生具有這種能力，而不具備這種能力，便可能喪失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他們被揭穿面具、淪為江湖術士的危險性很小，因為他們總是能夠指出：做範圍較小的預測當然是可以容許的；而在這些預測與占卜之間並沒有固定的界限。但是有時候，抱持歷史定論主義信念還有進一步或說更深層的動機。主張千禧年即將來臨的預言者，可能是在表達深藏心底的不滿情緒，而他們的夢想也的確可能為那些沒有夢想就幾乎不能做事的人帶來希望和鼓勵。但是我們不可忽視：他們的影響很容易使我們無法面對社會生活的日常事務。而那些宣稱某些事件（諸如墮入極權主義或墮入「買辦主義」〔managerialism〕）必定會發生的小先知，無論他們喜歡與否，都可能是促使這些事件發生的工具。他們杜撰故事，說民主政治不會永遠存在，並斷言人類理性不會永遠存在，這些話都是真的，但也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話；因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提供一套制度架構，容許非暴力的改革，因而也容許在政治問題上運用理性。　　但是，他們的故事易使那些打擊極權主義的人感到沮喪；杜撰故事的動機其實是在支持對文明的反叛。如果我們想到歷史定論主義形上學可以讓人類擺脫責任的壓力，似乎就可以發現更進一步的動機。如果你知道無論你做什麼，事情都必定發生，你就會覺得，不再反抗也無所謂，更不會想去遏阻那些多數人認為是「惡」的事情。諸如戰爭；或者不是很起眼卻同樣重要的事：官僚專制。　　我無意主張說，歷史定論主義必定會有這些結果。有些歷史定論主義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並不想免除人的責任壓力。另一方面，有些社會哲學也不一定是歷史定論主義，但他們卻主張理性在社會生活中的無能，並且以反理性主義的方式來宣傳一種態度：「要麼就追隨領袖或大政治家，要不然就自己成為領袖」；這種態度對大多數人而言，必定意指被動的服從統治社會的潛在勢力或個人勢力。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有些人之所以排斥理性，甚至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罪惡而責難理性，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了解到歷史預言逾越了理性能力的範圍，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想到，社會科學或社會中的理性雖然沒有歷史預言的功能，卻具有另一種功能。換言之，他們是失望的歷史定論主義者；他們雖然了解到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卻不知道自己就有歷史定論主義的基本偏見，亦即認為：社會科學如果要有任何用途的話，就必須是預言式的。顯然，這種態度必定使人反對將科學與理性應用到社會生活的問題上──終究也無法把科學和理性應用到權力學說，以及支配和臣服的學說上。　　為什麼所有這些社會哲學都支持對於文明的反叛呢？而它們受歡迎的箇中緣由又是什麼呢？為何它們吸引並迷惑如此多的知識份子呢？我認為：這些社會哲學都是對我們這個沒有或不能實現道德理想和完美夢想的世界表達強烈的不滿。　　歷史定論主義（以及相關的論點）之所以會傾向於支持反叛文明，可能是由於事實上歷史定論主義本身主要就是對於我們文明的壓力以及它對個人要求的責任的反彈。　　最後的這些影射有點含混，但是對於一篇緒論來說也已足夠。在後文中，尤其是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我將以歷史材料加以補充。我本想以那一章作為本書的首章；就標題來看，它的確是一篇很吸引人的導論。但是我覺得，如果不把它擺在討論歷史材料的章節之後，便無法感受到其歷史性解釋的完整份量。很可能在讀者還沒有感受到解釋這些材料的必要之前，就已經被裡頭主張柏拉圖的正義理論和現代極權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相似性搞得一頭霧水了。　　点评：　　1.“本書試圖指出：這個文明尚未完全從其出生的震盪中恢復過來──尚未從屈服於巫術力量的部落或「封閉社會」轉型到解放人類批判力量的「開放社會」註8。” 　　只有开放社会，才能容忍和鼓励独立人格。换句话说，只有普世价值才能创造开放社会，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公平法治自由之上的，文明人格。　　反过来说，「封閉社會」的根本原因是，其中的主流人群，既没有认知和觉悟也不具备文明人格，而自愿选择或者为了“梦想”愿意忍受被封闭专制的命运。　　国共内战时期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投奔和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上当受骗吗？显然不是。　　根本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人权平等民主自由，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个社会的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只能建立在权力制衡之上，对此，当时的中国人一无所知。　　中国人所谓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潜意识中实质上是“得天下者得人心”。中国人从来不问，中国人的心都是什么样的心呢？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封妻荫子的奴婢，不成就做寿终正寝的蚁民，对于独立人格，中国人不仅无知，而且完全“无心”。　　所以，中华历史是“得奴心者得天下”，从来都与独立之人无关。　　　　2.“未來操之在我們，而我們並不依賴任何歷史的必然性。” 　　人类的一切进步，无论是思想还是物质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都是超越自然之外的、由人的自由思想经过勇敢实践而创造的人造之物。　　而在所有的人类的创造中，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的生产力的不断提升。　　无论是创造物质的生产力还是创造思想的生产力，体现生产力的结晶，是人创造的“工具”和“方法”。　　没有思想的奴婢和蚁民，就只会世世代代永远使用锄头扁担。甚至满足骄傲于使用锄头扁担。　　直到四十年前中国人才开始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3.“當我們不再自詡為命運的先知時，就有可能成為自己命運的創造者。” 　　当我们不再为了“伟大的梦想”而搞大跃进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开山平地、修路造桥、建厂招商，从乡镇企业，到家庭作坊，直到创造出一个世界工厂，　　当全体中国人各个只想着干着“闷声发大财”之时，结果，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4.“因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提供一套制度架構，容許非暴力的改革，因而也容許在政治問題上運用理性。” 　　还因为只有每个中国人在“封城”之中再此体验到了专制的味道之后才会从内心深处躲在家里骂CTMDB！　　　　5.“如果你知道無論你做什麼，事情都必定發生，你就會覺得，不再反抗也無所謂，更不會想去遏阻那些多數人認為是「惡」的事情。諸如戰爭；或者不是很起眼卻同樣重要的事：官僚專制。” 　　这个道理不适合中国人。中国人鸡精鸡精，会很快学会，用点赞「惡」来获得好处，　　从一个混混司马南，对这一大群鸡精心，很快就能混成美国纽约的landlord。　　　　6.“以反理性主義的方式來宣傳一種態度：「要麼就追隨領袖或大政治家，要不然就自己成為領袖」；這種態度對大多數人而言，必定意指被動的服從統治社會的潛在勢力或個人勢力。” 　　“领袖”这个概念在人们的心里，本质上是人的趋炎附势的动物性的残留物。　　“归顺”与“领袖”是一体之两面。由此可以定义：独立人格只遵从规则。　　具备独立人格的人群才能共建道德。　　在政治斗争中“领袖”代表着“政治界线”与道德无关。　　即使是在自由世界，“领袖”也包含了自愿服从或者为势力而屈从的意愿。就像美国共和党在权势的裹挟之下，不得不屈从于川普的“喝洗脚水可治疗瘟疫”之类，执政四年超过两万条谎言的胡说八道。　　　　被歌颂的“领袖”基本上都成了兽化大众的“恶魔”这是爱崇高的文化人和渴望梦想的蚁民最难理解的。　　　　在专制社会“领袖”二字理所当然地隐含着，不是为领袖而骄傲自豪，就是为领袖忍受被服从的命运，无论在哪，“领袖”这个概念都是以“人的动物性”为基础。领袖的背后是看不见的　　组织的力量让“领袖”这个概念具备影响傻逼的魔力。　　可见，人会成为什么“东西”？产生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的生活塑造。　　语言就是人的思维细胞为人置于语言承载的观念，塑造出语言传承的人。　　　　7.“為什麼所有這些社會哲學都支持對於文明的反叛呢？而它們受歡迎的箇中緣由又是什麼呢？為何它們吸引並迷惑如此多的知識份子呢？我認為：這些社會哲學都是對我們這個沒有或不能實現道德理想和完美夢想的世界表達強烈的不滿。　　歷史定論主義（以及相關的論點）之所以會傾向於支持反叛文明，可能是由於事實上歷史定論主義本身主要就是對於我們文明的壓力以及它對個人要求的責任的反彈。” 　　　　歷史定論主義之所以會傾向於，支持反叛文明，反叛理性，是因为两个原因：　　1.人类因缺乏而渴望“something”因而会不断地造梦让造梦永远有市场；　　2.人类发展到今天的阶段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活在自洽之中让梦想无法实现。　　歷史定論主義，只能活在人类社会自诩“伟大”的破坏者之中。　　　　　　反过来说，绝大多数的人类，还没弄明白，该如何文明地生活？　　因为傻逼，才有谎言。有谎言，便有灾难。有灾难，便要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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