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奧地利的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波普，是二十世紀科學哲學最重要的奠基人物，一九三四年即以《研究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一書在德語世界獲得相當的成功（一九五九年的英文版改以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的書名出版），得到維也納學派與海耶克的注意。然而，他在學院生涯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他遠走到南半球的紐西蘭任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不僅成為他最廣為世人傳誦的著作，也為他爭取到了倫敦政經學院的教職，將他一舉推向哲學世界的中心。
波普以自視甚高、難以相處聞名，讀者若翻開《開放社會》一 書，不僅可以看到他上下縱橫、評點古今哲學大家，也可以讀到他對同期哲學家維根斯坦、海德格、雅斯培等人不客氣的針砭。《開放社會》的文氣壯志凌雲，但此書的寫作過程卻是波普學術生涯中相對低潮的時期。他在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教學負擔繁重，而且校方（尤其是系主任）並不支持他的研究。他心中夢想的去處是海耶克任教的倫敦政經學院，但是他的出版份量不足，不利他爭取教職，《開放社會》是四十二歲的他的最後一搏。註6最後，《開放社會》獲得海耶克的高度讚賞與協助出版，波普也在其力薦下前往倫敦任教。
此外，他在書序裡稱自己的寫作是受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入侵奧地利的刺激，是對極權主義及其思想底蘊的挑戰。然而，《開放社會》的孕育卻是無心插柳的結果，是波普寫作《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一書的副產品。波普在自傳裡提到，他一九三六年受邀到海耶克的討論課上演講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之後著手改寫，結果篇幅越寫越大，只得切割出來另外成書，就成了《開放社會》一書的雛形。因此，《開放社會》其實是《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的姐妹作。《開放社會》的洛陽紙貴，有部分因素是與二戰後反法西斯的時代氛圍相契，甚至波普對共產制度的批評也剛好對準了冷戰下西方世界的主旋律，然而，嚴謹的學術根底與宏觀的史識，更是此書成功的關鍵。
在波普看來，他們三人都懷有某種理想社會的設定，採取的是一種他所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試圖將原本不完美的人類社會改造成完善的版本，實質上則是將人類社會推向不再變動的封閉社會，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正是他們思想影響下的產物。
身為科學哲學家的波普認為，人類知識的增長過程是透過無數次的試錯（trial and error），我們無法設定知識與真理的最終樣貌，只能努力否證自身的猜測與假設，因此，知識的探索過程是無窮無盡、沒有終點的。波普將這套科學哲學放在自己的政治哲學，提出了「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主張，認為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應當採取局部與有限的社會改良，並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偵錯，不應當預設最終的理想面貌，而與柏拉圖等人的「烏托邦社會工程」大相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