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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壹周

吐为快 (发表日期:2011-07-19 09:10:39 阅读人次:1396 回复数:3)

  一份小资的,洋气的,生活的,骏骏的彩色的杂志。本周未见骏,乃最大的遗憾。




 回复[1]: 哈哈,伪粉丝。存点资料 科长 (2011-07-19 09:49:07)  
 
  <转> 《上海一周》前世今生 补充日期: 2004-02-09 21:11:09

  
2000年10月12日,星期四上午,《上海壹周》创刊号在上海各报亭出摊。下午14:30,5万份全部卖完。

  
一张垂死的《上海文化报》,改头换面成《上海壹周》后,奇迹般地复活了。

  
从去年5月份策划,到10月出报,上海没有哪张报纸经过这么长的谋划期。

  
一张投资仅仅400万的报纸,半年就获得了赢利。

  
上海报纸没有这么破的办公室。

  
而事先,其中没有一个人有过全面经营一张报纸的经验。——题记

  
陈保平

  
陈保平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一个中年知识分子。自从《上海文化报》划归到文艺出版社,他一直在思考怎样做下去。《上海文化报》是一张令人头疼的报纸,原来是上海文化局的机关报,随着文化局和广电局合并成上海文广局后,2000年初,这张报纸停刊了,上海宣传口子方面原来想把它划入文新报业集团(拥有《新民晚报》和《文汇报》,是上海报业的老大),但文新报业嫌这张报纸亏损太大,不要,转来转去,最后划到了利润尚好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因为文艺出版社光出个《故事会》,一年就有3000万的利润。

  
陈保平属于那种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平时话不多,虽然穿得很朴素,但骨子里却对现代文化不排斥,他的夫人就是很时尚的著名作家陈丹燕。

  
他想,这次一定要找一个年轻人来办报。但别看上海记者、编辑一大堆,但大多在解放、文新2大报业集团中,不愿出来。另外,这个人还得懂经营,独当一面。他让许敏去找,他和许敏是好朋友,许敏的夫人是上海另一位著名作家素素,有一大批上海人喜欢读她的随笔。他们2人一起在办《安家》杂志、也在给广东邵忠的《周末画报》帮忙。许敏向他推荐了徐沪生——一个把头剃得留出青皮的年轻人。

  
2000年5月,陈保平给徐沪生打了个电话,约他来文艺出版社的办公室谈一次。

  
徐沪生

  
徐沪生当时还在《生活周刊》做编辑部副主任,他做报纸的时间很短,98年毕业后才开始做。2000年刚满30岁。

  
徐沪生其实不是上海人,但出生在上海,所以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爷爷也在上海。

  
徐沪生92年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在社会上混了3年。毕业后先分回扬州,去扬州师范学院哲学系教书,教马列,当时他提出想按马列原著教,但系里不同意,非得按大纲教,讲“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徐沪生觉得这个真够呛,教了半年就辞职了,“那时赔了7500块,当时我月工资才1500块”。

  
然后他回到上海闯,没有户口,卖过电脑、房子、做过广告,95年他再回复旦读哲学系的研究生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户口。

  
徐沪生从来没有做过象样的记者,98年毕业前,他去了《青年报》做实习编辑,由于表现出色,管了一个编辑部,《青年报》是日报,当时《青年报》改版,每天出一个带有主题性的周刊,徐沪生就去管一个登侦探小说之类东西的周刊。毕业后,顺利地正式分配进《青年报》,后来又做了《青年报》下属周报《生活周刊》的编辑部副主任。

  
当陈保平的电话响起时,徐沪生正面临着事业的彷徨。在《青年报》做的2年中,徐沪生还给电视台搞些策划,给一家香港的杂志做做兼工,给一些杂志、报纸写写稿子,还写了一个20集的电视剧剧本,赚了些钱,买了套房子。但是徐沪生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人生方向。他开始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给电视台写写电视剧,给报纸写写专栏文章,象他在《生活周刊》的同事卫慧那样,写了本《上海宝贝》,生活过得自由自在。

  
但徐沪生还是喜欢做报纸的。接到陈保平的电话,他去了绍兴路。

  
决定

  
陈保平告诉他《上海文化报》的事,并让他来做执行副总编,全面负责一张新报纸的创刊和运作。

  
徐沪生知道,原来由于文化局转了之后变成文广局,当时上海另一张报纸《新闻午报》转给了文广局,现在叫《新闻午刊》,但《新闻午刊》完全覆盖了原来《上海文化报》的地盘,所以《上海文化报》要改刊和刊名。等于是出一张新报纸。

  
“但营业范围不能大调整,所以基本上还是在文化方面做。但改用铜板纸、改报纸尺寸没有关系。”

  
陈保平是新报纸的总编辑,但他还兼很多职,他是文艺出版总社的党委书记,又是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文艺出版总社下面有3个出版社。他管新报纸大方向,资金问题,终审。执行徐沪生来做。

  
陈保平向徐沪生提到了薪水问题,和徐原来在《生活周刊》差不多,但职权要大得多。

  
徐沪生有点犹豫,因为他知道如果答应下来,他就会全身心地扑上去,就会损失原来的许多兼职收入,“收入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最后徐沪生还是答应了下来。一来是因为徐沪生还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二来他想房子也买好了,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第三,他觉得陈保平虽然年纪比他大不少,“但想法上很现代”,也是个“具有传统美德的人”。

  
现在徐沪生更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整个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想想当初,“即使给我2000块钱,我也会干”。

  
一张网络文摘报

  
徐沪生开始找了几个熟人来帮忙策划。因为《上海文化报》原来好几个编辑记者去了《新闻午刊》等地方,只留下了几个记者以及行政、发行和电脑房等几个人。《上海文化报》的办公室很破,借的是上海歌剧院的老房子,用的是10几年的老空调,哄哄作响。

  
当时是网络最红火的时候,也是最有钱的时候,2000年5月,徐沪生想办一张网络文摘报,全部用网络的东西,比如旅游版用携程网站的东西,体育版用鲨威的东西,音乐用音乐网站的东西。“虽然网上内容生产不是很好,但支撑我一张周报没有问题”。当时网站的确很有钱,所以徐沪生想每一个版面都可以和他们合办。他向陈保平提出这个想法,陈同意。

  
这个提案想出来大概一个月后,徐沪生做了一份样板出来,“但一下子网络不行了”。

  
城市指南

  
徐沪生迅速掉头。“《上海壹周》的名称是后来才定的。当时是不是要改名,做什么定位都还没有定,但肯定是要做一张新的报纸。”

  
“当时脑子还算清醒,我们迅速掉头,调整方向。”

  
一次《文汇报》的陆颢很偶然拿了一个英国杂志给他们,《timeout》,它是一个全球一系列的城市指南的杂志,厚厚的一叠。城市指南在国外已经是一个产业了,日本还有角川出版社办的“walker走路人系列”(电影《失乐园》也是他们拍的),“在台北的《Taibei Walker》能发到13万。而台北才多少人”。

  
徐沪生发现城市指南的概念以及这个产业本身不错,同时,上海的城市资讯各方面在全国是最多的,而其实上海这方面的杂志,主要是外文的英文、日文的城市指南杂志已经有不下10种,在酒吧里送,印个1、2、3万份,象shangai talk,That is Shanghai,QUO,shanghai walker,city weekend,其他还有都市网络精粹、生活速递等中文免费派送的月刊。

  
徐沪生很兴奋,当时一下子搜罗了不下十种,“以前我和他们有过合作,当时它们一家杂志一年的广告收入好的能做五、六百万,它们其实上人员很少,它们一半的内容不变的,是各种餐厅电话等,采编成本很低。算下来“上海城市指南杂志广告额已经有几千万。象shangai talk已经办了8、9年了,而且完全依附于当时上海只有的5、6万个的老外,有10家杂志,比较好的也有6、7家杂志,就有几千万的广告收入;而上海总共有1700万人口”。

  
“当时就按这个概念做成城市指南性质的报纸”,徐沪生回忆。

  
筹备

  
“中间也有调整。”因为不能直接COPY国外的东西,徐沪生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看下来,发现,第一,上海与伦敦、纽约不一样,“象《timeout》,他们戏剧就能做几十页,我们不行,艺术展览、戏剧不多,不能一、二个月老登这个东西”。

  
二是发现港台文化结构与上海差不多,它们的城市指南杂志偏重于吃,偏重于生活类的东西,做得非常细,小到这个餐厅有多少张桌子、有多少张信用卡,需不需要订座、几点钟关门、地图,做得非常详细。但是徐沪生最后考虑下来的问题是,第一吃比较难支撑一张周报,“如果是月刊倒可以,二是要做到它们那种精细的程度,成本很高,因为它完全是图片化的,完全是视觉的,它们工作人员的名单有一长串”。

  
“等于我们最后做的是一种不是很密集性的城市指南,而是带有新闻性,带有专题性的放大做的,做的有点象时尚类的指南,但还是有一些文化类的指南。”

  
徐沪生发现上海的文化消费还是很低的,“比如一个画展能有多少人看?上海和伦敦不一样,对戏剧、艺术、画展看的人很少。”

  
但这是徐沪生现在走过来后的总结。

  
但当时起初,还是完全COPY英国《timeout》的模式,做了一个纯粹“物质生活的城市指南”,做了一个概念版出来,但读者的反馈,完全不接受这个概念。“在酒吧里怎么策划都可以,但是,怎样让马路上的这些人掏一块钱来买你的报纸呢?”

  
有人仍然坚持,有人反对。从5月份到10月份,徐沪生和5、6个骨干份子一边等刊号下来,一边谋划和争吵。

  
“我们是全上海最乱的一张报纸”,徐沪生几乎天天加班,彩色喷墨打印的样稿扔得到处都是,有时2天一个打印机的墨头就用完了。一帮人经常2、3点下班,然后去对面的茶餐厅和永和豆浆店,继续争吵。有人干脆睡在报社里。一群人完全处于临战前的亢奋状态,“在电脑房吵,在酒吧吵,在饭店吵”。

  
最后,还是徐沪生决定,做不是很密集性的城市指南,带有一些文化类的指南。徐沪生向陈保平汇报,陈同意。

  
现在徐沪生算了一下,当时筹备期花了800个人工,1个人工是1个人干10个小时以上,“从来没有一张新报纸花这么多的人工的”。

  
徐沪生现在看来,认为花这么长时间筹备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完成了人员的磨合,形成了职业化的态度。“因为没有人真正运作过一张报纸的全部。”

  
“我们这张报纸不是靠聪敏做出来的,而是靠人工。”

  
文化形态

  
现在上海人发现,这是一张在上海,乃至全国从内容和版式都是首创的周报。

  
当时徐沪生想,一般报纸一种是按报道的类别来划分,比如经济、生活资讯类;还有一种可以按文化形态来划分。接下来中国的一波报纸的变化,应该是按文化形态来划分,老的文化形态,一种是下面的市民气浓的报纸、一种是上面的机关官方色彩浓的报纸,年轻人基本上上下2头都不能接受,我们要做一张新的文化形态的,也就是年轻人看的报纸。

  
“这样的报纸全中国几乎很少,完全没有市民文化的,《21世纪经济报道》是,它虽然是经济类的报纸,但它是按文化形态来划分的,它是给年轻人看的,是新一代媒体。它的文化形态,它的取舍方式、版式、趣味是年轻人能够接受的。《经济观察报》也是这种感觉。将来中国这样的报纸会越来越多”,徐沪生现在总结。

  
《申江服务导报》和《周末画报》

  
研究老外办的杂志,研究国外英文城市指南杂志资讯的处理方式、以及它整个版面的样式之外,徐沪生当时还研究《申江服务导报》,把它贴在墙上,常常看。还有《周末画报》。

  
徐沪生想,一方面要学习《周末画报》的铜板纸和图片,它报纸本身的那种品质、格调感。《周末画报》的大量内容虽然都是COPY国外型的,但它就是年轻人爱看的。“但是我们的发行量一定要超过《周末画报》,”上海这边为它操作的恰恰是介绍徐沪生给陈保平的许敏。

  
一方面研究《申江服务导报》,“《申报》和和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很类似,它是大小通吃的,它是最成功的一种模式,要我来办我肯定也要办这样的报纸。天津几个准备办周报的朋友过来请教,我说你不要按我这个模式做,你就按申江和精品的模式做。因为它是覆盖率最大的。”

  
徐沪生发现,《申江服务导报》的新闻操作方式不错,“它的新闻不是八股的新闻,它的套餐化处理和敏感性很好。”

  
因为已经有了针对年轻人的《申江服务导报》,徐沪生只能把新报纸的定位弄得再窄一点,“针对优质的读者群——通俗地讲就是白领,面对非常讨厌市民文化和机关文化的那群人”,这群人在上海也是非常的广泛,广告市场也非常的大。所以就订了这样一个模式,“坚决不做小市民的东西“。

  
“各取所长,就弄出这么个东西来。”

  
大学生

  
办公室很破,但徐沪生没有时间去换房子。“我们是小农在办小资的报纸”。

  
徐沪生开始搭班子,除了徐沪生是文艺出版社的编制外,后来招进来的其他人全是聘用的。

  
徐沪生招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很少有从其他报社挖来的。因为其它大报纸的人也不愿意来这里。

  
徐沪生现在觉得,“用大学生好。没有条条框框,没有陋习,不会给你上马马乎乎的班。”一方面给这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四、五千块钱的收入,合乎他们的心理预期;他们是徐沪生一个一个招进来的,个个聪明、肯做、有敬业精神,徐也反复跟他们灌输自己的理念;还因为酒吧、咖啡馆、画展等,都是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但当时还是很乱,“但从报纸上看不出来,只是我们流程里面很乱”。这些招进来的大学生连一些基本的操作都不知道,老是出差错。

  
徐沪生招人很特别,完全不在乎他有没有新闻写作的经验。他让应聘者填一张表。上面要回答喜欢什么歌,爱看什么VCD,“如果喜欢毛阿敏、刘欢,那就byebye了,如果喜欢王菲、许美静,还行,如果喜欢爵士摇滚,那就太好了。”

  
尹达,复旦社会学系毕业,读书时曾是复旦剧社的社长,一个地下乐队的主唱,写过剧本。没有写过新闻,徐沪生把他招进来写新闻。

  
俞菱,一个喜欢逛街、经常换饰件的女孩,徐沪生让她去写上海的新开店。

  
3个月下来,非常顺了。

  
版式

  
徐沪生发现,中国许多报纸在视觉上已远远落后于电视。特别象是电视广告、品牌广告已经把整个读者的审美情趣提高了,“读者可能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徐沪生想,可能有的人就喜欢那种乱七八糟的版式,但他们自己也会觉得那是国产品牌。比如,国产的化妆品的广告给人的感觉很亲切,但不上档次。许多国际品牌的产品,做的奢华得很,“你放在家里就觉得体面。你不一定喜欢,你不一定看得懂它的广告。”

  
徐沪生要做不一样的版式,给读者那种品牌感、优质感。

  
徐沪生找来了一个在4A外资广告公司的设计来做美术总监,对他提出了3个要求,一是设计不能压倒内容,二是简单,三是精致。美术总监很聪敏,又提出了不少专业性的建议。

  
徐沪生现在仍然觉得,《上海壹周》现在的版式“真的不能算是好看。整齐而已,只是做减法,比如字体不要那么多。”

  
他看了两本99年全球报刊版式设计大赛的一本书,觉得全世界报纸没有华文报纸这么难看的。完全是体制和读者层次的问题。但他还是觉得,“现在像《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大陆新媒体的报纸品质要超过港台和新加坡的报纸。联合早报打开来没有什么花头的,很平平淡淡这种。中国时报也好、苹果日报都是那样的。”

  
他觉得世界上的许多好的报刊杂志版式,设计得“很复杂,但仍然好看”。

  
“摄影师就有4个”

  
其实现在《上海壹周》的人也不多,有10个正式的采编兼记者,加上5、6个外聘的,包括其他部门的人,加起来有30几个人。电脑房有5个人。

  
但是摄影师却有4个。很多周报没有摄影师,“生活周刊从来没有摄影师”。整个这个成本也很高,但徐沪生认为这个值得。

  
王伟华是《上海文化报》留下来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他原来在《上海文化报》搞发行,但业余喜欢摄影。一天,他跟徐沪生说他想搞摄影,徐立即同意。因为如果他不喜欢搞发行,发行绝不能扔给他搞。结果“他的确拍得非常好”。

  
徐沪生一开始对摄影有要求,他要求摄影师“从上面拍、从下面拍都可以,就是不能平着拍,从上下左右4个角度都可以,就是不准用中间一个角度拍”,他说照片粗糙一点没关系,但要有冲击力。

  
一开始,徐沪生对许多拍出来的照片非常不满意,甚至骂他们“用8万元的器材拍出来的照片和傻瓜机没有区别。”

  
他需要另类的东西。

  
“但现在我们开始向主流靠拢,软着路,现在是7成主流,3成另类,但当时我们要引人注目,是7成另类,3成主流。”徐回忆,“现在有人骂我们不够另类,不够前卫,但是前卫的人毕竟少。即使我们只有3成另类的东西,他还是只能选择我们。”

  
投资和赢利

  
投资额全部是文艺出版社出的。

  
到2000年8、9月份,定位确定下来,开始要大笔化钱了。

  
陈保平问徐沪生,先打100万过来够不够,徐沪生说够啊。因为他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他觉得够了。其实,他对一张报纸创刊要花多少钱完全没有概念。

  
但很快,钱一个月就花完了。“摄影师要求填置器材,就是10几万,拍电视广告片,投放电视广告,80多万”,“现在不同了,电视广告时段我们可以用版面来交换”。

  
到处都会冒出来要花钱的地方,“因为我们都不是熟手,原来想到有5个地方要花钱,结果是15个”,现在徐沪生才知道搞一张报纸要花多少钱。

  
徐沪生和上海东图广告公司全面广告代理合同,合约期到2001年年底,一年保底500万。东图广告有报刊媒体代理的经验,背靠中国500强的中图公司。10月13日创刊号出来前几天,东图广告把100万的保证金打了过来。

  
但“投资跟其他的产业比,应该说还是比较小的。”徐沪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赢利了,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投资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还报社的投资,开始返还他,上个月已经打了几十万。”

  
徐沪生测算下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先期投资不会超过400万。

  
徐沪生认为今年500万广告收入没问题,明年是1000万,后年3000万。

  
创刊号

  
相对报刊运作,上海的发行和印刷却已经职业化和市场化,发行上,《上海壹周》交给了东方书报亭和复星书刊发行公司。东方书报亭自己有1000家摊点,复星则发行和配送到东方书报亭以外的2000多家报摊零售点,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上海报刊零售点的98%。”

  
10月11日是创刊日的前夜,在印刷厂看着自己的报纸从轮转机里吐出来,徐沪生已经感受不到兴奋,只是有点新鲜,原来轮转机是这样的。然后,吩咐另一位负责人留在劳动报印刷厂监督印刷后,疲惫的他回家了。

  
10月12日,上午,徐沪生7:00就醒了,他住在高安路,7:30他就下楼到家对面的东方书报亭,发现没有《上海壹周》,一问,说是已全部卖完了。“才7:30”,徐沪生现在提及还很兴奋。

  
他又走到离家稍远一些的一个报摊,那是复星配送的点,他一看,也没有,心想又是卖完了,得意地问摊主《上海壹周》“是不是已经卖完了”,摊主说这份报纸没有来过,“有没有搞错!”

  
他又去地铁里看,也没有。地铁报亭也是复星配送的。接着,从上街巡视的同事那里,也传来同样的消息。

  
徐沪生气愤地立刻打电话给复星书刊发行公司的陈忠伟,把他叫来办公室。陈忠伟好歹也是个经理,但徐沪生已是气愤之极,指着陈忠伟的鼻子大骂,工作认真的陈忠伟极力解释,说想通过自己的人员来发送,以便控制质量。

  
10:30,地铁和各报摊点终于有了《上海壹周》,虽然错过了跟早报的一波高潮。但下午2:30,报纸还是全部卖完了。

  
徐沪生给陈保平打电话,陈当时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市。当陈保平听到报纸全部卖完的消息,“很惊讶”。

  
创刊号受到了前卫青年和时髦人士的追捧,但其实,第一期里的内容还是很少,32版中加起来有6版广告,当然都是送客户的。封面上,新闻纸上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旧照片,铜板纸上是歌剧《阿依达》服装设计师的照片,一古一今,一中一外,但都代表着时尚。重点是占了4版的“上海咖啡地图”,介绍了上海11个最顶级的咖啡馆。

  
“整个市场的反映超出我们的预期。原来的计划是到今年年底保持在5万份。”

  
从非主流到主流

  
《上海壹周》第一期一炮打响,但问题还是不少。内部流程仍然很乱。

  
第二期出刊前,排版时忽然排版软件出了问题。出菲林片时线条就是出不来,“这些细线条的效果对我们很重要,少一根都不行”,没办法,只能在印刷厂用手工一根一根地贴。“这样流程上的事情太多了”。

  
出刊后,徐沪生第一个月就在到处救火,解决问题。到第二个月开始制订流程。第三个月开始考虑版面的调整。

  
有人反映报纸太另类,内容太少,也有人说星期四出刊太晚。

  
“因为做城市指南,做月刊可以,但做周报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城市资讯,上海滩没有丰富到这个程度,我这个报纸拿到广州去做也没有办法去做。象我们做酒吧,做顶级酒吧可以做10家,确实很顶级,拿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顶级。广州没有。这是上海的优势,我们做咖啡馆也是一做就是10家。但你要做一个密密麻麻的资讯,比如展览、表演、戏剧、演出、电影,或者象国外城市指南电视节目表是打底的。我们不能做这种东西,象《北京青年报》那种做重点电视节目,成本又很高;或者说你跟电视台未必好合作,我们新的小报纸,人家未必理你。它不一定觉得需要这样一张报纸来宣传它的节目。”

  
徐沪生决定加新闻这一块。但一开始记者出去跑。别人不太理他们,又都是大学生,“不把我们当作主流媒体”。但现在完全不同了。

  
但徐沪生制订了自己的选题标准,“小市民的东西坚决不做”, “大楼下面砍死100个人,我们不会去采访”,“包括娱乐,我们读者群明显不接受的明星,我们肯定不会去做”。

  
徐沪生让专栏作者“番茄蛋汤”去写饭店、餐厅。“番茄蛋汤”是笔名,他在《青年报》做网站的网管。但徐沪生给他报销吃饭钱,如果不报销,就是逼别人去打“秋风”,这样“是为了保证品质”。徐沪生给“番茄蛋汤”也制订采访标准,“菜第一”,饭店的“环境第二”。

  
旅游版也有标准。只写上海周边地区的旅游,不写国外和“新马泰”之类的。

  
同时,徐沪生决定再冒险试一次——星期三出刊,跟《申江服务导报》走,因为“那一天会有大量的人群买报纸。”徐回忆,一开始“星期四跟《南方周末》上摊,但根本不是一个读者群。”而星期五出时间太短了。而星期三出,可以卖到星期天,那是比较正常的。搭《申江服务导报》的车,效果果然明显,很多人就顺便买一张,然后就变成习惯了。

  
《上海壹周》发行量稳步上升,“别的报纸到了第三期会下降,但我们没有”,每周总以两、三千份的数字在上升,每月要上升“近1万份”,广告收入也开始上升。乱哄哄的局面没有了。2001年初,报社搬到了上海歌剧院新大楼里。

  
回顾这段经历,徐沪生的体会,一是感谢陈保平的充分放权,“陈老师是一个有传统美德的人”。二是觉得报纸不是策划、想出来的,而是“玩命做出来的”,“象小农种地一样”。

  


  

 回复[2]: 科长啊,我们有缘 开明乡绅 (2011-07-19 11:55:00)  
 
  徐沪生是我师弟、老友,在兰大住我隔壁,现在还是很纯朴的那种。目前好像不在《上海壹周》了。

 回复[3]: 哈哈,世界很小,真的很小 科长 (2011-07-19 11:59:26)  
 
  这文章很老的,网上搜来的资料。

  


  
《上海一周》的前生是《上海文化报》,《上海文化报》的前生叫《舞台与观众》。那时还没有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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