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先生说……│科长│东洋镜

首页 >> 论坛 >> 转贴

	字体∶大中小
我对先生说……
科长 (发表日期:2026-07-02 11:46:34 阅读人次:18 回复数:0)
我对先生说…… 　　——怀念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　　唐云　　　　　　1.未名之名　　　　又是7月1日。　　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想起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　　2006年7月1日，经过近半年多与病魔的顽强搏斗，他在这一天安息。他与我父亲同庚，如果健在也已经94岁了！　　如果说这一辈子我对谁有辜负的话，被我辜负的人就是他了。还在我是学生而前途晦暗不清的时候，潘老师就为我的身份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在我毕业离开上海的前夜，他和我彻夜长谈，在喝完一支葡萄酒之后，他对我说，如果你要成名，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学问家，这可能需要你花费十年的工夫，当然你也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无论时间长短，你自己未必愿意。而且我认为你成名的方向一定与你的师兄们不同……但我希望你最好还是做一个学问家。　　我终于没有成为一个学问家，而且连起码的学者都算不上。每次回上海探望他的时候，看见他客厅里一个专门的架子上摆放着师兄弟们的著作，一年一年地在不断增加，但里面就没有我的。当他看着我在那架子前流连的时候，就会说一些其他的话题，大约是想让我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但我的确是羞愧的，当然更知道他希望也有我的著作摆在那上面。　　一直没有，也可能永远没有！　　不知道这是不是辜负的一种。　　就在《太平杂说》出版之后，好多评论家都写了评论，我的几个师兄弟也写了，他也看见了。我也想写，但迟迟没有动笔，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之后竟没有地方发表，最后我把文章贴在《小众菜园》论坛上，有热心人把文章下载了转给了师妹潘向黎，她打印了拿回家给了先生。那一晚先生给我打来电话，一说就是一个小时，电话听筒都发烫了。在他的葬礼之后，我们几个师兄弟还留在上海，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运辉给我们讲了潘先生读了这篇文章时的反应，他在饭桌子上说，文章虽然是以网名发表的，但一看就知道只能是唐云写的哦…… 　　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寄给了《书城》、《书屋》杂志，也寄给了《中华读书报》，也寄给了《读书》杂志，但都是被退稿，只能说我水平太差了，未达到人家的发表水平。他笑了，说要是我当编辑，也不发表你的文章。听他这么一说，我才稍稍有所释怀，而运辉讲的那情形，大约也印证了这一点。多年以后的2013年，《中国图书评论》才登载了这篇经过极度修改删刈的文章，但先生也已经作古。　　他当年说的我不会以学问而名，可能早就参破了我这一生的宿命，那是他酒后微醺时的判断，但异常准确，因为我至今未以学问而名。　　…… 　　当我突然一夜之间“臭名远扬”时，可惜他已不在。说真的，就在我“暴得大名”的那段时间里，我曾多次想到先生，想听他给我说点什么。但也只是想想，并告诉自己，先生肯定知道了一切，并一直在关注我的姿态，所以我要站着…… 　　　　2.结缘　　　　我相信因缘契合、命运星转，就是从我当他的学生后才参悟到的。如果成为师生也是一段缘分，我相信上苍太垂青我了。　　就在我们那一届的考生中，我们专业的好多位考生都在猜度谁会成为潘先生的学生，而且好几位都想着入他门下，因为前好几年他就停止招收硕士了，但恰好那一年他的博士名额空缺，加之中文系领导希望他招一名硕士，于是就有了这个名额。这个名额的出现是个偶然事件，同学们都知道了，而我却在梦中。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只要能读，在谁的门下无所谓，所以在面试现场经过较长时间段的问答之后，主考官之一的唐金海老师问我是否愿意跟着他学习时，我当即就答应了，另一个主考官邓逸群老师就在旁边笑，说这是考试呢，你们就这样勾兑了？　　哦，我就知道我肯定已经通过面试了。　　想起来有些后怕，跟我竞争的几位同学都是了不起的人。比如宋炳辉师兄，比如王锡荣师兄，那都是在学界早已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入学报到的时候，邓逸群老师通知我去她的办公室，那时她是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我去的时候发现系主任朱立元先生也在。他们严肃地告诉我说，经过多方面的严格考查，我们推荐你跟着潘先生学习，就你一个人。我又惊又喜，但表面上装出平静的样子，我说我已经答应了唐金海老师的，朱老师说唐老师已经有了满意的学生了，后来我知道是王锡荣师兄。但是，朱老师、邓老师这次不仅仅是给我一个通知，更重要的是要给我一个告诫。　　他们的告诫只有“简单”的三点：　　第一，潘先生最厌恶别人对他撒谎，只要你一次撒谎，就终生不再相信你；第二，潘先生讨厌急功近利的治学心态，不能落到实处的话不要随便对他乱说，没有想清楚的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允许造假；第三，凡是他布置的任务和作业必须按时、高质量完成，若有差池他会立马换掉你。看起来只有三点，但这是多么严苛的要求！我看着两位老师，心里有点发怵，但邓妈妈（我们都叫邓老师为邓妈妈）笑着说，我们是相信你能够通过他的考验才推荐你的，所以你放心就是。　　我虽不能真的放心，但还是要上门去见他。记得那天邓老师为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九点钟，我是提前一分钟到达他的门前，九点整准时敲门。这一点必须牢记，在以后的三年里，我都是这样在约定的时间里准时到达。有一次例外，被他老先生打上门来训斥，这件事情稍后再叙。　　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头发纹丝不乱，胸前方方正正地别着复旦大学的校徽。后来我才发现，先生可能是复旦唯一一个永远方方正正地别着校徽的老师。前面是一把小椅子，我站着不敢坐下。他也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然后招呼我坐下，但第一句话就让我赫然，他说我今年是不准备招收硕士研究生的。然后故意停顿了一下……但他们，就是朱立元和邓逸群在向我推荐考生的时候，对你带着很强烈的倾向性，我才答应试一试的。他们就把你各科的考卷调出来给我看了看，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汗水从额头流下来，也不敢擦一擦，我怕这一擦就擦走了缘分。　　于是我决定不说话，想听他接下来怎么说，反正那时我已经十二万分尴尬了。我已经想不起我的考卷是个什么鬼样子了。　　他接着说，我们约定一下，以一个月为考核期，我现在不能就这样接受你，在这一个月内你完成一份作业，如果这个作业令我满意，那就再说。　　还没有成为师生就开始说作业，这个有点意思，我当时立马就来了精神。我这一辈子最不怕的就是作业和考试。　　然后他给我布置了作业。他让我回去把读过的本学科的优秀专著和经典文章列一个书目清单，明天的这个时候交到他这里来。　　这是一份十分难做好的作业，因为我记着朱老师和邓老师的告诫。如果我开一份长长的书单，甚至把没有读过而只知道书名的也列入，他随便问几个问题我就会露了马脚，如果我开的书单太短，会不会因为显得读书太少而遭至他的嫌弃？时间只有一天，我能怎么办？　　后来我知道，他之所以只给我这么短的时间，就是防止我只写书名而不是真正阅读过的书，因为我刚刚入学，图书馆借阅证还没有办下来，而且那时也没有网络，他需要在我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发现一个真正的我。后来他说，只有真正阅读过的书才能被记在心里，才能被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来，才能让你在没有外部条件的支持之下写出来，多少都无所谓。　　而我恰恰就是仅凭回忆写下了我的阅读书单的。但我没有告诉他，其实我还是有投机的，就是我随身带了几年来教学时的教案，在教案里我在引用观点的时候，也会顺便给学生指出观点出处并列出书目，就像写文章的注释一样，不过那都是我读过的，这可是帮了自己的大忙了。顺便说一句，在一生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我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每一章节结束或讲到某个特别的特殊概念时，都有一个专门的材料汇总，命名为“相关补充知识”。这算不算前因？　　当我惴惴地递交书单的时候，他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就放下，没有做任何评论，还是让我第二天的同一个时间再来。第二天他也给了我一个书单，说是根据我的书单列出来的，本专业值得一读的书，我漏掉很多，他开的书单是查漏补缺。　　我拿过书单一看，首个题目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下来是别、车、杜文集……我怔怔地看着，老师的声音从遥远处飘来：　　是不是看见第一个题目很困惑？严格地说，你不读懂《决议》就读不懂当代文学，不读懂别车杜就读不懂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有来源、有地雷、有深水炸弹，搞研究的不可不知。你们的川剧有绝活变脸，当代文学也差不多。　　我更加怔怔，甚至有些发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段话的真正含义。　　他开始正式布置作业：把这些书单上的书读完，一个月之后写一篇读书心得交上来，到那时我们再议你能不能继续跟我读…… 　　我一看这密密麻麻的书单，头都大了！　　这是下马威当然也是考试，近20本书，一个月读完有点费劲，但我不可能散劲，也不可能畏难。　　人家上学的第一个月可能是新鲜感、重生感，而我有一种地狱感。白天晚上都得阅读，一本本地放在书桌上、床铺上，一本本地从图书馆借出来又还回去，读书卡片买了几十盒，一段一段地记录，也一段段地写下阅读感受……一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心得，谈论的是别车杜文学理论及苏俄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一笔一划誊抄好了交给了先生。他接过稿纸就定住了，他抬头看我，问我是不是所有稿子都是这样誊抄的，我回答是，他再看了看，说这字很认真，他喜欢。后来，他让我誊抄他要寄出的文稿，并告诉我说那些编辑先生很喜欢我誊抄的稿子…… 　　一周以后他把我叫到书房，给了我一张纸，这是他写好的对我的“培养计划”，让我交到中文系去。这是一份纯手写的培养计划，可惜那时我缺少一个心眼，没有把这份手写的、独一无二的培养计划复印下来保存，以区别现在统一格式统一内容的所谓“培养计划”，那时只是很兴奋，很高兴他已经接收我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和我讨论我的那篇作业，他说这个话题智量先生有专门论著可以去找来阅读。另外，文笔还不错，但需要更加简练。居然不对我文章的论点之类做出评价?这是什么意思？三年后，我毕业论文答辩时才知道他对学生论文所持的态度。　　我的答辩是在贾植芳先生的书房进行的，没有横幅没有会标，甚至茶水都是任敏老师准备的。在我正式进入答辩之前，几位老师在贾先生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圈，陪同我来的同学则自己在贾先生家里寻找小板凳坐在一旁，我被贾老师安排在一张方桌后端坐。几位老师先是和贾先生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他们哈哈大笑着，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感给稀释掉了。过了好一会，贾先生才说我们可以聊正事了，潘老师你先说说这个娃的论文。贾老师说的这个娃就是我。潘老师这才正式开始向各位答辩老师介绍我。我听了半天，好像说的的是别的优秀同学，因为他用了太多的溢美之词来评价我，这些我大多没有记住，但他最后谈到论文时，有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唐云是一个相当具有学术勇气的学生，常常在和我的讨论时别处新意，对当代文学的认知颇有自我独特之处。我对他毕业论文所持的观点，有认同的也有不认同的，但我不会去干涉，或强迫他尊崇我的观点，我注重的是他自己的论述过程和思想沉淀，看他怎么自圆其说，他的观点自然有他的论据和逻辑支撑……我们需要这种学术勇气和开创精神。　　我记得去交“培养计划”的时候，专门去找了邓妈妈，她一看见我就笑了，说她已经知道潘老师接纳我了，并说我们都知道你行的。　　我一阵脸烫！　　算下来，我是潘先生最后一个硕士研究生。而此时与我同学的是高一届的王彬彬师兄，李安东师兄，但他们此时是攻读的博士。　　　　3.约法三章　　　　我就算是进入了潘先生的门槛。　　正式成为他的学生那一天，潘老师和我说了很多话，大多是说的学习方法、学科现状以及前沿研究成果之类，也讲了很多老复旦的故事，讲朱东润先生、刘大杰先生，也讲贾植芳先生。这就像对我个人的入学教育，隐隐约约地大约是希望将一种复旦精神传达给我，也向我提及抗战时期搬迁到我们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　　然后他给我约法三章：　　第一，硕士学习只能算知识积累阶段，不要梦想着就能做了学问，因此读书三年期间就不要指望自己能写点什么文章去发表了，你需要读的书太多，读透而进行研究，那更需要时间，这三年肯定不行。天下也不可能有如此天才，三年就能成为治学者；再说，一个人40岁之前写的东西能算东西么？写文章这事儿，你要是能做到5年以后回头看自己的文章还不觉得脸红的话，可以写写试一下。当然这得是有脸红功能的人；知识分子要有一点责任感，其实更需要一种羞耻感。以学问行骗或以学求利就是令人羞耻的事情。　　第二，公共课呢选自己喜欢或者自己觉得有用的课去上上就行，不要贪多。专业课程方面，朱立元老师的“接受美学”、夏仲翼老师的“外国文学”适合你，你去听，章培恒老师、骆玉明老师的课也要去听，至于其他的呢你自己选，不想听就不去。政治辅导员那边的事情，你最好保持一定距离，以不违纪为原则就好。　　第三，从现在开始我认下你这个学生，但从今天开始到以后永远，都不要以我的学生身份去寻求发表文章或任何其他利益。再说，我的名字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利益，就是在校期间，可能发文章有些方便而已，但我不能给这个方便，学术的道路需要自己去闯，只有你的能力达到了，发表文章才不是问题。如果你借我的名声去发表，人家编辑先生为了给我面子勉强给你发表了，你就可能误认为是自己的水平达到了，这会给自己一个虚妄的自我评价…… 　　这个“约法三章”我不知道是专门针对我的，还是我们师兄弟全部都有过。按照我对他的了解，虽然我们可能各自有差异，但一定都有过。老实讲，当时我有石化般的感觉，我那时年轻气盛，很想成名成家，很想立马著作等身……但偏偏遇见一个这样的导师，我这三年将怎样度过？　　今天回想起来，这“约法三章”最给我以激励的就是“羞耻感”。在没有忏悔意识的我们这里，羞耻感大约就应该等同于悔罪意识，等于意识到自我的不堪。多年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写出《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羞耻》这篇文章，与他当时和我的约法三章有着直接的关系。那篇文章2004年在网上火爆流传的时候，我没敢给他看，当然他也不知道正是这篇文章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不但给我贴上“吃饭砸锅”的标签，并从此阻断了我职称晋升和招收研究生的道路。就在2006年他生病住院我第一次去探望他的时候，他问我现在是教授还是什么的时候，我如实回答说是副教授，他的眼睛突然发出亮光，连说了两遍：那是他们不了解你。我以为他会批评我不求上进，决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在我33岁破格评为副教授时，他知道了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大致是要我不辱使命之类的勉励，说你们学校也是慧眼识才……但多年之后我还是副教授，他居然没有任何责备我有辱使命。我想他这是对我特殊的护短吧？　　三年学习，我基本没有违背这“约法三章”，但有两次越矩，被他狠狠地“责骂”了，至今想来还是心有愧疚。　　在约法里，有一个严格的具体要求，他要求我每周二下午两点半必须去他的书房跟他上课。说是上课，其实是师徒俩的随意交流。其状态是小师妹向蓁为我们沏好一壶铁观音，我们一人一杯茶，一人一支烟在书房里天上地下地聊。我由于没钱，一般抽几毛钱一包的劣质烟，他让我抽他的柔和七星，说抽烟这事儿戒掉是不可能的，但要尽量少抽，而且要抽好一点的烟。于是我就喝着他的茶，抽着他的烟跟着他上课。他会先检查我的一周阅读情况，让我汇报一下阅读心得，然后就可能沿着我的阅读进程讲一些他的看法和体会，再然后就信马由缰地聊。此时，我们师徒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散漫地聊着，我们聊了文学聊作家，聊文坛趣闻轶事，然后聊体育、聊世界。他喜欢看女排比赛，也喜欢看世界杯足球赛，他对中国女排的比赛和队员如数家珍，这让我很是吃惊：他身材瘦瘦高高，由于在反右运动中颇受冲击，身体很是不好，说话也慢条斯理，怎么也不像一个对体育感兴趣的人啊…… 　　我在第二学期出任研究生篮球队队长，经常有比赛。记得有一次是去外语学院比赛而且恰好是星期二下午，我忘记给他请假了。等我完成比赛回来，他已经端坐在我的寝室，脸色异常难看！我住在18号楼六楼，他硬是爬上了六楼等着我回来。我根本顾不上冲凉洗澡，立马坐在他对面等他发落。他敲着桌子说，你知不知道我整整等了你一个小时，你不但人没来，连个电话也没有！我当然立刻表达了歉意，我说是因为校车在楼下等，我去召集所有队员之后就恰恰忘记了给您电话……他打断我说，你是负责人？我回答说我是队长，所以有很多杂事需要我去做！他慢慢说，哦，你居然还是队长啊，队长好，你肯定球技不错…… 　　他自己转移了话题，这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他没有进一步批评，而是询问了今天的比赛情况。多年以后在肇庆开会，我们师徒相遇，他对我说，我只知道你球技不错，没有想到你这么有名，研究生院的老师遇见我时总是问起你分到哪里去了，说你篮球打得特别好……在肇庆，那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当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在那次会议上他卸任了学会副会长之职。我去参加会议是他专门通知我的，记得一起参加会议的有颜敏师兄和吴培显师兄。开会间歇，他要我请客，说你现在最有钱，必须请大家吃大餐。那时他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知道一个抽几毛钱香烟的弟子，居然开了公司了！　　第二次越矩比较严重。那年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出版，等样书到了之后，他要我帮他送一本给毛时安先生。说毛先生就住在曲阳新村，离我们研究生宿舍南区不远。那天傍晚我和颜敏师兄骑上自行车就去毛老师的家。恰好在那时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本来就想投递到《上海文论》的，但一直在犹豫，因为老先生曾经强调过读书期间不要急于发表文章……既然是到《上海文论》主编家里送书，难道不可以让毛老师看看？于是我就贸然地带上了那篇文章。毛老师询问了一些潘先生的情况，也看了我写的文章，答应我明天就带到编辑部交给责编处理。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宿舍阿姨就叫我去接电话。电话是先生打来的，劈头就是一句话：　　为什么让你去送书你偏偏要夹带私活？谁让你打着我的招牌去投递稿子的？　　根本不听我解释，当然我也无法解释。他接着说，我已经要求他们退稿了，希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这样的毛病！几天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里面还附上一张毛老师写的便条，说文章没有问题，但我必须尊重潘先生的意见，我们都知道他以严格著称。希望今后多多赐稿…… 　　我至今记得那个电话。可以想象潘先生在接到毛时安先生的电话时的反应，他肯定是严肃地要求毛先生必须退稿的。我也可以想象他在给我电话时是多么的生气！直到毕业以后，我才把这篇文章投给了《小说评论》并顺利发表。他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给我电话说，你的文章写得这么好，当时为什么要采用那样的方式企图走捷径？　　　　4.自守的本分　　　　我想我是一个没有让他少费心的学生。他的约法三章或者严厉训导，曾经一度让我这个边沿浪子极度不适，也让我慢慢开悟了人生，曾经漂浮的心性或者狂躁的野心回到了大地。自此以后我就完全没有了投机心理，也没有了临风飘然的兴趣，我变得满足于自己的笨拙与愚钝，直到成了人们的眼里的傻子。直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傻子！但我欣然满足于这傻子的身份。某一天，一个学生和我交流，他对我说，唐老师你是不是完全不屑于世故？因为你明明能看穿那一切，也给我们透彻地解析过当下的世故、世相和世界！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我是一个傻瓜》，对自己的傻有着清晰的定义：　　我为什么那么傻　　在暗夜无光的夜半　　就起身走出温暖的家门　　迎接迟迟不到的黎明　　…… 　　我这个傻瓜啊　　让多少善良的人为我忧虑　　让多少聪明的人自惭形秽　　斥我誉我是逃不掉的宿命　　我那么简单那么肤浅　　裸身行走在刀丛枪林　　胸脯向天空敞开　　脊骨又是那么挺直　　…… 　　　　我傻，是因为潘先生让我看到了世界的本质和无奈，而我过早醒来，则又是因为潘先生的呼唤。　　在潘先生刚刚生病住院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医院看望他，那时他还能坐在病床上和我说话。我看见床头上有一个简易的平装笔记本，绿色封面上有他写的几个字“求学琐记”。我压抑住了好奇心，没有去翻看他写下的内容，我想他出院写完之后一定会给我看的。他见我盯着那笔记本傻看，就轻轻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　　其实，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想想也挺没意思的…… 　　　　对我来说这是一句惊世骇俗的话。那时我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公司，一心想着再回到学术园地，并准备在一定财富自由的条件下搞出一些名堂来，而且彼时也正是我在学界闯出一片天地的时候。猛然听见他说出这话来，我无法就此问题和他讨论，也根本没有资格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我既没有做好学问，也没有所谓一辈子的付出，但我还有做好学问的雄心，也有一定的准备，听他这么一说，是他对我的告诫还是别有奥义？我怔怔地看他，好一会才扶他躺下，独自默默坐在床前。他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假牙在他口中咯咯咯地响了几声，然后他慢慢睡去。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时常想起这句话来，还会不断追问他说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我对此有无数的理解和答案，也无数次地予以否定与质疑…… 　　在我刚刚入学的时候，潘先生正在主编那部《新中国文学词典》，我的几位师兄也参与了编辑工作，比如王东明师兄、梁永安师兄、王彬彬师兄等等，当然我那时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但我旁听过几次他们的讨论，感受过潘先生对于学问的穷究与严谨，一个词条一个词条的反复推敲与讨论……有一次他为了编一个词条，要我去上海图书馆查阅徐敬亚的一首诗的首发时间和首发刊物，具体哪首诗我现在回想不起来了。我连续去了三次上图，竟没有查到，回来告诉他，他沉吟了很久，又听他打了好多电话，不断地找人落实……就是为了这一个词条。　　他如此醉心于他的研究又如此费功夫地落实每一个词条，难怪这部词典出版以后被那么多人认可与推崇。虽然这是一部词典，但我认为更是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叙事，因为在大学课本里那些被剔除和规避的史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和补齐。我常常对学生说，我们的当代文学教材只能算半部文学史，而另一半在别的地方存在，我因此还梦想着开设一门“当代异端文学”的选修课程，想通过这门课挖掘和整理那些被埋没被删刈掉了文学叙事。可能是因为课程名称过于刺眼，课程计划上报之后杳无音讯，我又回到鲁迅的课题。而现在，所有的教材都已经达到了高度统一，我想知道，那些像我导师一样的研究者，现在会不会有我导师一样的想法：做一辈子学问，真没意思？　　……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潘先生在完成了那部词典的编撰之后，几乎就停下了他所有的学术活动，而是一头扎进了《太平杂说》的写作，这是不是一种放弃？而以一个非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入最为复杂的太平天国的史学重构领域，这是不是一种僭越？他不去继续研究而是进入一种他自称的“杂货堆”的翻翻捡捡，他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能力？　　我敢打包票说，我是《太平杂说》的第一读者，我最为清楚他进入《太平杂说》写作的完整状态，因为在《太平杂说》完整结集出版之前，他寄往杂志的稿件都是我手抄的。他的散文集比如《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的好多篇什也是我誊抄的。那时先生高产，几乎每周都会完成一篇稿子的写作，他因为错爱我的手写书法，就让我把这些稿子规规矩矩地为他誊抄清楚，然后寄到《同舟共进》、《上海文学》等等刊物。他说，你誊写的稿子，得到编辑先生的一致夸赞，几千上万字的稿子没有一个笔误、没有一处涂改的墨迹……这是对编辑们的最大的尊重。我每抄完一批稿子，他会就这些稿子和我探讨一下内容，而我在誊写的过程中，我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思。他在用这样的写作抵挡某种流俗与无奈，是看清了所谓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无非都是在重复修订或者增强某种不得不尊崇的理念，他以及所有的学者都逃不出某个泥坑。他虽然无数次地呼吁回到学科本身，回到文学审美价值本身，但都几乎都得不到回应，或者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我至今记得他在2000年当代文学年会上他的卸任讲话中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无所建树，我们能做的几乎都等于是资料性质的工作，而这个资料整理的工作，我们都做得不好，被迫遗漏或者有意遮蔽，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道行走……因此我知道，先生一头扎进《太平杂说》的写作，其实无非两个目的，一是解构历史神话，二是重续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之路。或许可以这样说，先生离开学界而转而写作文化随笔，是回到一个末世知识分子的本分，是在学术功名之外建立一个别样的意义世界：撕开虚妄的历史神话、庞大的集权迷魂阵的面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让我们“走出梦话”，“扶养社会正气”……而那时，正是所谓思想退位、学术登场的时节。　　我曾在《重建一种精神品格》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太平杂说》的出现……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独立面对历史、独立表达历史的姿态已经成型，它就像一个镜像，矗立在我们的意识视野之中，烛照出这几十年对于"天平天国"历史研究中苍白的演绎与谄媚的情状。如果我们刻薄一点，可以认为，相对于《太平杂说》，几十年以太平天国研究为代表的那种历史研究，无论其方法看上去多么"正确"，观念如何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无法证实必然与或然之间这个偶然现象的历史逻辑，因为这样的历史研究实际上脱离了历史本身，而仅仅是用它作为一种经典理论的证据，而且，最为主要的是置史实于不顾，昧着良心、厚着脸皮为洪秀全的政权骗取合法性。研究陷于如此庸俗的泥潭，你能够准确判断出这是因为政治高压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人格的低下？你能够在这样的研究面前对那些历史学家皓首穷经的劳动有丝毫的敬佩吗？　　所以我更愿意将潘先生的两个目的简化为一个看起来更为内敛的概念：本分。我认为“责任感”这个词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过于奢侈，也过于庄严，抑或是知识分子谵妄的自我提升。就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所谓“启蒙”的担当，亦可认为是一种本分，是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最低要求”。先生对我说：鲁迅当年之所以应承钱玄同的请求为他们写点文字，无非只是让他们这些"前驱"并不感到寂寞，算是尽一个朋友的本分。　　本分，看起来是一个庸常的概念，大多数人在提及自己尽一个人的本分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沉重的分量。　　我后来写道：其实在必须有所担当的时候，知识分子能够舍身成仁固然值得推崇，但是如果大家都尽了本分，估计这种英勇一击的悲壮时刻并不是很多的。谭嗣同大概算一个英勇一击的典型，如果我们设想，在"戊戌六君子"之前的所有"君子"皆能成为清醒的社会批评者或者能够以一个整体的力量对清王朝的专制形成巨大的牵制，甚至设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和独立精神的坚守，从一开始就是脱离专制体系而独立为社会尽本分的一个群体，大约谭嗣同也就不必血洒菜市口了!我始终认为责任感并不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玩意，那是知识分子内心的过度想象，是经过精心装饰过的本分，显得累赘而多余。　　…… 　　有一年，严秀（曾彦修）先生来沪上。由于潘先生是《同舟共进》的核心作者之一，所以他邀请潘先生见面。先生要我一起去，是想让我结识这位了不起的硬骨头知识分子，向曾先生学习更多的东西，可惜我正准备回家，且已经买好的回重庆的火车票，时间完全错过。他没有强求我留下来，因为他知道我的具体情况，说只能留下这个遗憾了。　　说起来，正如邓妈妈早就告诫过我的一样，先生以严苛著名，但先生对我的生活以及入学、放假的时间绝不严格要求。他知道我刚为人父，家里的情况十分窘迫，所以他特许我可以提前回家和延迟返校，希望留给我更多的时间照顾妻儿。他告诉我说，当年他一个人在复旦，既背负着右派的名，又被严格管控，因此师母和两个小师妹留在福建老家，他一年都不得回家一次……深知两地相隔、幼雏不得相亲的苦楚。他有时来到我的宿舍，拿起我书架上小儿的照片端详半天，喃喃自语地说，要给孩子以更好的时代和成长的环境…… 　　在他生病住院我第一次去上海探望他时，我就特意带上犬子一同前往，希望能够让他看看这个当年照片上的小子。深夜，我和儿子守在病床前，陪他一起看电视上的世界杯转播，他很高兴也愿意和我的儿子聊比赛，就像当年和我聊比赛一样。　　我在评价《太平杂说》时说：　　历经磨难，潘先生始终在内心领悟真正生命的呼唤，在寻求一种真的思想的表达。历经复杂的人生和纷繁的世界，潘先生不想站在高山上对着旷野大喊，他只希望把身边的人从梦中轻轻拍醒，这种轻柔的动作实际上有希望改写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只要你听从内心的需求，响应那轻轻的呼唤，你也一定会站在一个坚定的位置，流着热汗为时代尽自己的本分! 　　《太平杂说》存在着一种力量，使它显示出与传统话语的区别——没有装点所谓辉煌，也不去理会那些经典的阐释，而是把那些被有意遮蔽的本质发掘出来，让思想回到原野上自由地生长。写作者的价值尺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使得他笔下的历史更加接近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真相! 　　　　　　5.我对先生说　　　　在先生的追悼仪式上，我们几个学生送的花圈上，王彬彬师兄拟就的挽联是：　　今生已结父子缘　　来世再续师生情　　这大约是对我们这群学生基本情愫的准确总结。但对我而言，父子、师生的关系描述还远远不够。我从一个冥顽不灵、散乱放纵的状态而进入苦斗坚韧、以卵击石的另一个状态，不是我的宿命，而是先生的点化与感召。那么久远的时光，我依然记得他说你的成名一定和你们师兄不同这句话。他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因此当他为我拟定的培养计划里，明确地写着当代文学批评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他看到了我作为批评者一生的使命，并让我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让我的天真、轻佻和浅薄品性逐渐注入忧愤、理性和坚毅的素质。他默默地看着我怎样自塑，又默默地在关键时刻加入刚正的筋骨，以支撑我站立和长高。他不删刈、不修剪，他尊重生命的每一种形态，他只是精心理顺我的枝条、疏阔我的叶脉。因此，他比父亲更懂得人伦的核心，又比老师更明白生命的曲直……人生要经历很多暗途，但我时常会看见先生作为一个掌灯者，就站在路旁，让我不至于迷航。　　在最后告别先生的那一天，我从殡仪馆回到他的家里，长跪在他的遗像前，哭得死去活来，以至于最后晕倒在地上，由颜敏师兄把我搀回宾馆。　　我晕倒在地上，我只是对先生说：　　我很想有作品放在您的书架上；　　我很想和您再喝一壶铁观音；　　我很想为您再誊抄几篇文章；　　我很想您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宿舍兴师问罪；　　我很想您带我来到相辉堂前讲述老复旦的故事；　　很想您再告诉我，马相伯先生说自己是一条狗，叫了几十年没有唤醒任何人；　　…… 　　去年的圣诞节，我在遥远的佛国给我的师母打电话。接近九十高龄的师母声音清晰明亮，她很高兴我能在这一天想起她。师母，这位上帝的女儿，她知道我的一切，就像先生知道我的一切一样。她告诉我说上帝一定关爱着你，让你能够在这乱世中得一平安处所，虽然世道让你遭遇很多不公，但最后的归宿一定是安宁的锡安，因为你的善良与美德，你的不屈与付出……潘老师会为你的一切而高兴而自豪。　　这让我再次想起先生的风范。头发永远纹丝不乱，衣服永远笔挺干净，校徽永远方方正正地别在左胸，身体虽然瘦弱，但身形永远刚正挺拔。就算是住院期间，也要每天梳理头发，整理面容，让自己干干净净、从从容容…… 　　　　其实，我无需再说了罢。我不想把内心的苦再告诉他去增加他的烦忧，无需拿流亡的孤独再去叨扰他的安宁，我只能默念那一段日月的美好，认真做一个能够为一个时代尽本分的人……



	Copyright ◎ 2006-2010 东洋镜工作室 All Rights Reserved